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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日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
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12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纪念“八二宪法”颁行，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立。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运筹内政外交国防，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很多时候，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如此艰辛，也如此壮阔。“四个全面”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行走在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明天，直挂云帆济沧海。《人民日报》（2015年02月25日01版）
2.人民日报评论员：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梦（二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梦想是最令人心动的旋律，又是最引人奋进的动力。人民的梦想是什么样子？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梦想，拨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弦。这个梦想，是人民对民族复兴的美好憧憬，是全面小康的群众表达，是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小康蓝图的生动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庄重承诺，展现的是我们党执政的宗旨信念和奋斗情怀。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成人民生活的幸福图景，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中国梦的交响曲中增添了更优美的旋律，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然而，全面小康怎样建成？难点如何破解？这不仅关系全面小康的实现，更关系中国梦的奠基，是推进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甘肃、湖北、湖南、内蒙古、新疆、福建、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区市，念兹在兹的是亿万人民的小康生活，奔波谋划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大计。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实际，精准聚焦全面小康难点，科学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这个“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踏访河北阜平“看真贫”，给独龙族乡亲们回信希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延安座谈“革命老区脱贫致富”，从就任总书记之初到羊年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13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这个“全面”，也体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的全面小康……方方面面，着眼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民主权利如何保障？贫困洼地如何弭平？三农难点如何攻克？文化挑战如何应对？生态瓶颈如何突破？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补齐发展短板的过程，就是提升小康水平线的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在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抓住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瞄准的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发展是当今中国主题。无论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还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必然要求。
小康，这个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然而，要把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藩篱，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的宏图。
新的征程正在展开。小康这个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岁月的执着梦想，已经触手可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将由我们亲手完成。“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我们就一定能“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
3.人民日报评论员：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从现在起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算来大约也是30多年。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改革将如何拓展中国道路，我们又该怎样激发改革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从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去“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考察，宣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擘画改革新蓝图、吹响改革集结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思想。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党的改革方略步入一个全新高度，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
论方向，“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辙”；论目标，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思路，要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说关系，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讲落实，要“正确推进改革、准确推进改革、有序推进改革、协调推进改革”……干净利索的思路，逻辑缜密的阐述，体大思精的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让中国新一轮改革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在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呈现加快推进之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项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正化为新一轮改革声势夺人的大潮。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坚持系统思维，强调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片面理解。比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比如，既要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讲如何分好“蛋糕”，也要讲如何做大“蛋糕”。归根到底，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充分考虑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努力做到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同时，也要立足全局抓大事，善于抓住“牛鼻子”，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上集中发力，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改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展开。今天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就像一筐螃蟹，抓起一个又牵起另一个，必须全面启动；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需要顶层设计。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改革既呼唤坚定果敢的行动、百折不回的信念，也呼唤全面系统的认识论、攻坚克难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有“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有“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韧，有“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的气魄，针对的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直面的是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特殊阶段，回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要求，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执着的改革品格、鲜明的改革气质、奋发的改革精神。今天的改革，不只为了应对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机遇；不只为了短期目标，更是为了图之长远；不只是时代要求，更是历史责任。全面深化改革要塑造的，是一个更有实力引领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审视，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不变逻辑，也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历史实践。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改革是齐头并进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改革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则是实现改革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四个全面”中去定位，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去把握，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何新一轮改革要在各个领域统筹推进，为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回望改革历程，话音犹在耳畔。在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中，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我们将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激情和梦想长存、决心和勇气仍在，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4.人民日报评论员：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界（四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就是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正因如此，“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为改革划定“法治边界”时，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中，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成为上下贯通的“姊妹篇”，推动我们的事业滚滚向前。
循此回望，一条治国理政的主线，清晰可见。2012年12月，履新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013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国人民郑重宣誓，“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两个场景，一种态度：尊重法律、厉行法治，是必须把握好的施政之要。基于30多年的法治实践，经过两年多的法治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集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绘就全面依法治国新蓝图，为法治中国建设标定新的里程碑。
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昭告“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彰显法治权威；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发挥法治力量；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法治实践；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塑造法治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重大战略布局的一环，标志着依法治国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回答法治统一性的问题；“五大法治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回答法治协调性的问题；“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回答法治系统性的问题。特别是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既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也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正是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当前中国发展的棋局中，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从经济改革大刀阔斧，到党的建设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比喻成一本大书，那么法治就是大纲，纲立文顺、纲举目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成为关键一环；治理能力中，依法治国成为重要内容，法治的引领和规范，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在更大的坐标系中审视，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无论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还是在中国现代化百年征途上，或是世界社会主义几百年演进中，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探索。将依法治国提升到“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高度，将目标设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立足点是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作为治国重器，全面依法治国书写的是法治史的新篇章，开启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需要法治固化，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稳定性、规范性；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一致、辩证统一。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在法治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大棋局，法治才能成为中国前进的坚强保障，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法者，治之端也。”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要走好中国道路、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落实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沿着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法治中国，我们一定能在“四个全面”相互激荡的伟大进程中，绘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5.人民日报评论员：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五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8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凝聚成13亿的中国力量”，当热播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变幻的场景呈现一个古老而又朝气蓬勃的中国，人们在光影交错的时空激荡中深切感受到，“中华号”巨轮行稳致远，需要从容驾驭的领航者；中国现代化列车驰向远方，需要强劲有力的火车头。
这是一组每每读来让人心生感慨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正风肃纪的可观实绩，是党的建设进程中从严从实的初步战果。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将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落脚到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上。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央就制定出台八项规定，发出正风肃纪、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全党全社会为之一振。“开弓没有回头箭”，两年多来，从坚持不懈反“四风”，上紧作风建设发条，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猛击一掌的警醒，到从严管理干部，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党内法规体系，全方位、高标准的管党治党举措，刷新了党风政风，深得党心民心，写下了党的建设新篇章，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在继承优良传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既然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正是基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号召全党及时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焦裕禄纪念馆的深情驻足，民主生活会上的以心换心，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谆谆告诫，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亲力亲为……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力行，全党同志的积极参与，不断诠释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内涵。“全面”是基础，它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它是建章立制和执行落实的有机统一，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守纪律、重申守规矩；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既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又要层层传导压力，全党动手、全党参与。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党的建设要在“严”字上铆足力气、下足功夫。思想上要把好“总开关”，作风建设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制度落实强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反腐败斗争强调“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教育要严、标准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制度要严，“严”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治标和治本的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这一党建战略思想，开创了党建新格局，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党建规律、治国理政规律有了新探索、新认识、新创见。
“大盘取厚势，官子有妙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主轴，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文明，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无可替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就能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防止在大的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能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政治保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苦难到辉煌，从贫弱走向复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复兴推进到今天这样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坚持不懈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人民日报》（2015年03月01日01版）
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人民网，与大家就“四个全面”进行交流。
大家知道，这段时间“四个全面”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题词、关键词、核心词。从党员干部到老百姓，到理论界、学术界，都特别关注，它是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那么“四个全面”是如何提出来的？“四个全面”的丰富内涵是什么？我们怎样统筹协调“四个全面”？今天的讲课就将围绕着这些问题来展开。
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这样“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清晰地展现出来。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四个全面”。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1次阐述了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形成“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问题。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引领各项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课的题目就是“四个全面”引领中国。
人民日报从今年的2月23日到3月1日连续发表了五篇系列评论员文章。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前面是春节，2月25日是初七上班的第一天，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3月2日、3日之后大家知道“两会”就召开了，所以这五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会”代表也热议“四个全面”。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是3月15日，人民日报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奏响四个全面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与两会代表、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整个时间脉络和“两会”进程，大家关注的最重要的话题和前沿问题就是“四个全面”。“四个全面”体现了问题导向、科学思维、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它是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问题提出来的，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人民群众的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比如说经济发展新常态，比如说稳中求进，比如说创新驱动，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比如说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说加强社会建设，改善民生，比如说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有新思维、新思考、新应对、新作为。“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针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来的。
“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关于“四个全面”我们现在一般的表述就是，“四个全面”是重大战略思想、战略部署、战略布局，它既包括了战略目标，又包括了战略举措。战略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举措就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因此，“四个全面”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整体。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四个全面”来引领各项工作，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明确了我们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加强研究的，就是“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理论内涵、实践要求和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我们理论界、学术界应当特别关注的、加强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这个目标是我们党第一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到建党100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是第一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的一步。这里“十三五”规划时期就特别重要，因为从明年开始我们就将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就特别重要了，“十三五”规划是实现全面小康的规划，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规划，应当说时间还是比较紧、任务还是相当重的。
全面小康的核心是全面，这个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上它应该是全面的，体现在涉及的领域也应该是全面的，一个不能少，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决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特别是老区、边远地区、民族地区，这是我们全面小康的重点，也是难点。我们要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部门差距、行业差距，让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还是硬道理，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发展到了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思路、新作为、新动力、新活力，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样一个“双目标”，着力于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样的“双引擎”，来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创新、创业、创造，要强化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30多年的发展告诉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粗放型的拼资源、拼能源、拼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我们现在要强调调结构、转方式、创新驱动、高端引领、优化升级，是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发展，而发展的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2012年十八大闭幕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记者的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期盼的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好”，他接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为此，我们就必须牢固树立人民至上这样的理念和追求，人民至上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推动和创造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的力量。人民至上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造福于人民、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人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离开了人，离开了13亿人，离开了人民群众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是每个每个人的梦，它要给每个人提供一种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但是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一方面，它要由人民来实现，另一方面，它又要不断的造福于人民。而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它的成果也要惠及全体人民。30多年我们的改革发展很快，成就巨大，但是也确实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部门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发展、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连着人民幸福，这是第一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它是要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第二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是要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第三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是要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第四个全面。大家看，这四个全面都和人民、和人民的幸福紧紧的连在一起。
中国的改革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改革具有什么特点和特征呢？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明显的特征是渐进式改革，当然我必须强调一点，邓小平说过，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带有革命性质。但是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特征还是渐进式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渐进式的改革的具体表现我把它概括为这么六个先后，就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先外围后核心、先试验后推广，一句话，先易后难。这大概就是中国的改革，我们30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渐进式改革有它的好处，比如说容易探索、容易起步、容易积累经验，避免比较大的动荡与风险。但是渐进式改革也有它的问题，这就好像一个手掌的两面，从这面讲我们说它是渐进式改革，从这面讲我们说改革还没有到位。由于改革还没有到位因此它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一定阶段会损害社会公平，形成弱势群体，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甚至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我们今天要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凝聚改革共识。改革30多年了，用有的学者的话说，改革出现了疲劳症，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共识在减少，对改革的批评和质疑在增加，改革的代价、成本、难度在增大，改革到了深水区，改革到了关键时期，改革到了十字路口。怎么办？它需要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要干这个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凝聚改革共识、全面深化改革。
第三点，全面深化改革它的总目标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包括了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第一句话是强调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句话，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篇大文章，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四点，全面深化改革它需要有三个“进一步解放”，这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讲的比较多，这次又特别加上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创业、创新、创造，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发展。
第五点，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那么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来谋划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它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全面改革和过去的改革、和早期的改革、和80年代初期的改革它有什么特点和不同？下面我从八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点，过去的改革，这里过去的改革是指早期的改革、80年代初期的改革，它主要强调效率优先。大家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的大马路上有一个巨幅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个时候的改革很多举措是和承包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个企业效益不好，来一个能人承包了、有效益了，这是最重要的，以至于我们党的文件曾经表述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大家看，这个时候公平的地位是无关紧要的，它是兼顾的，效率是优先的，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公平。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强调要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让人民有获得感、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过去的改革主要是观念的冲突。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刚从文革、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走出来，那个时候一个改革措施一出台，党员、干部、老百姓，特别是老干部，脑中第一反应，这样改还是社会主义吗？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所以脑中第一反应是要问姓资、姓社，这是观念的冲突。当然现在观念的冲突不是说没有了，观念的冲突依然存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不是观念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利益，利益矛盾、利益集团、利益格局成了关键词。我们讲的攻坚克难、背水一战、壮士断腕大概都与这样一个利益矛盾、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相关。
第三点，过去的改革往往是从容易的入手。一个改革大家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分歧，普遍红利，大家都说好，我们就改。一个改革如果分歧比较大、阻力比较大，我们就往后放，等一等，看一看。3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所以讲，我们要涉险滩，啃硬骨头，攻坚克难，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改革。
第四点，过去的改革主要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今天我们更强调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当组长，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我想补充一句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应该能够结合，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敢于闯、敢于试，中国这么大，城市、农村、中部、东部、西部，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不能用一个模式，应该鼓励群众的探索和尝试，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改革毕竟已经30多年了，改革到了深水区，有的时候可能摸不着石头，所以我们今天更加强调顶层设计，这样把群众的探索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来推进改革。
第五点，过去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改革，而是说主要的是经济改革。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队与国防，它是全面深化改革。
第六点，过去的改革强调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普遍的比较穷，所以那个时候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今天我们更加强调共同富裕、全面小康，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第七点，过去的改革、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主要针对的是旧体制，这个旧体制就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统的过死、管的过严，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我们今天的改革既有对旧体制的一面，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弊端，比如说贪污腐败，比如说贫富差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弊端的一个再改革。
第八点，过去的改革主要的是政策主导，是政策主导性。而我们今天的改革是要法治思维、法治轨道，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改革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上面我们从八个方面讲了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特点，以及它与早期、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不同点。
总之，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事。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强调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私法、全民守法。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以下四个方面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建设法治体系。四中全会提到了五个方面：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维护法治的权威性；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分。
第二，树立法治权威。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要坚持依宪执政。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等现象。
第三，运用法治思维。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与法有据，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前面我们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法治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我们要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用法治方式来推进改革的有序进行。
第四，是要形成法治文化。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的创建内容，同时把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教育要严、标准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严要贯穿始终。现在我们还是有失之过松、过软，因此要“严”字当头，从严治党。而这里最关键、最重要、最根本、最基础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
在从严治党特别是反腐败方面我们有一些新的提法、新的举措，比如说老虎苍蝇一起打，比如说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比如说讲规矩、守纪律，比如说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敢腐的高压态势，下面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使他不能腐，最后，还要使他的思想自觉、道德自律，不想腐，向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我们还要解决懒政、庸政、冷漠、不作为，这是“两会”强调的。有权也不能任性，要时刻想着人民，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深入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刚才我们从四个方面讲了它的丰富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要把这四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前面我们讲了“四个全面”的由来、意义、“四个全面”的内涵，现在我们来讲如何统筹协调“四个全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讲“四个全面”，一定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大文章中来讲，就是我们讲“四个全面”，是为了更好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继续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因此，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当然，讲自信并不等于自满，更不能自大。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定自信、坚定信心，一方面也要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挑战、很多风险、很多问题、很多困难，“四个全面”就是针对这样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提出的新思路、新思考、新应对，是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第二个问题，“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我们讲“四个全面”的时候还要和“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相联系，“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就包括这五个方面：
第一，经济。经济就是要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稳中求进，创新驱动，调整结构与转变方式。
第二，政治。政治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净化政治生态，党员干部要有责任、敢担当。
第三，文化。文化就是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软实力，增加话语权，文化走出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四，社会。就是要激发社会活力，体现社会公正，创新社会建设，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第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点当前特别引起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江西团的讨论和审议时讲了一段话，关于生态，他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他还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我们在生态文明理念上的转换、发展、进步。
“四个全面”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连在一起的，有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大家知道，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大家看，从十八大以来政治局的二十次集体学习里面就有两次是关于哲学，这可能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它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凸显出来，表明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把握时代大势和发展大局，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全局观，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整体协调、全面推进。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路和理念的集中体现，以“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就牵住了“牛鼻子”，并以此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总之，“四个全面”是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的战略思想、战略部署和战略布局，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四个全面”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来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各位网友，以上我们从“四个全面”的由来、“四个全面”的内涵、统筹协调“四个全面”这三个方面讲述了“四个全面”引领中国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与大家交流和探讨。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四个全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认真学习领会和正确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布局，从哲学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四个全面”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我们说“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不仅是因为它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协调推进也将是一个过程。首先，我们看一看“四个全面”是怎样提出和形成的。其次，我们分析一下“四个全面”将如何协调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1日，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就一语中的，深刻阐述和揭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它是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延大大拓展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正在进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将来完成时。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战略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获得的经验、形成的成果进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对今后党的建设进一步提出的新要求。“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四个全面”来自实践，要发挥好战略布局对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发展之、完善之，然后再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对新的实践又指导之、引领之。“四个全面”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它的每一个“全面”的演进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整体协调推进也将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发展变化的、循环往复的，直到其目标任务的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开始。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不能以机械的、固定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看问题。要认识规律、探索规律、遵循规律、把握规律，不做违反规律的事。要树立世界眼光、统筹战略思维、运用创新方法，鉴析好世情、依据好国情、把握好党情，不断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马克思主义指出，系统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联系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则构成联系。“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布局中的三大战略举措。从整体上看，“四个全面”是一个系统，并且是一个大系统，而每个“全面”则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系统。每个小系统又有自己的具体内容，由此决定着系统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地位。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四个全面”也不是四个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的统一。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层层递进，由此构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
那么，“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各自是一个什么系统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是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就是到2020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其基本内涵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是5加1加1：即覆盖构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相对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等，具体内容涉及15个领域330多个项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系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把党建设好，充分发挥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防止在大的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关键在“治”，要害在“严”。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些要求实际上强调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上都要“严”起来，即思想要严、教育要严、组织要严、标准要严、作风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制度要严，把“严”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并将其作为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全面从严治党标定了治党的路径，提出了“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要求。
“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及其内容，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一个系统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观察大势，着眼大局，把握大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单打一，防止顾此失彼，防止孤军奋进，防止片面性、绝对化。关注每个“全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协同性。善于谋划、善于筹划，努力做到眼前和长远统筹，全局和局部配套，渐进和突破衔接，横向和纵向连线，上下和左右贯通。
马克思主义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四个全面”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以及每一个“全面”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总起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在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地位，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支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实现，四者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之中。进一步具体来说，全面深化改革，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改革的本身也包含了法治建设和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既内含了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固化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也包含了依法治国和依规管党治党的内容。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重要的政治引领和思想保证、组织保证的作用，而三者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所以，同时它们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四个全面”有机联系、缺一不可，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每一个“全面”讲的内容各不相同，分属不同的范围和领域，但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坚持两手抓，坚持辩证思维。既抓改革，又抓法治；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建设；既抓经济工作，又抓思想政治工作；既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抓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就要正确处理好一系列与推进“四个全面”有关的重要关系，比如，“四个全面”中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党和法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领导干部带头和全党全社会参与的关系，反腐倡廉中治标和治本的关系，等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主要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在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里，主要矛盾是处在支配地位和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联系，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的有机统一。从“四个全面”的内容、功能、地位、作用看，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各国共同的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在“四个全面”中有战略目标，有战略举措，战略举措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然而，“四个全面”又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反过来，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又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又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比如，当一定环境下，改革不突破成为阻碍发展的主要障碍时，寻求改革突破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工作推进的重点。当一定环境下，法治不完善，不足以保护改革，固化发展成果时，加强法治建设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必须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一定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凸显，影响党的威望和形象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必须狠抓的工作任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这条线索勾勒出了党治国理政的“路线图”和社会主义中国行进的未来前景。
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的内在要素看，也会发现它们的每个要素之间也不是完全处在等同和平列位置的，各自的系统中也有工作的着重点、侧重点。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目标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是整个目标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点目标，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改革起着牵引作用。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既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但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再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党员领导干部对全社会起着“关键少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还比如，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思想建设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组织建设要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作风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制度建设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有机统一的原理，在实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牵住工作中的“牛鼻子”，抓重点，抓关节点，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敢于点穴位、疏经络，聚焦疑点，破除难点，发力重点，推出亮点。就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样我们才能在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占“高屋建瓴”之势，得“势如破竹”之效，取繁荣昌盛之功。
2015年03月19日08:1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也是现阶段各项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关键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以“四个全面”为统领，明确创新方向，找准发展路径，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创新跨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根本转变，使创新成为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强大引擎。
未来5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习近平同志近期在福建、江苏和云南等地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等突出问题。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最大限度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与潜力，向科技要效益，向创新要动力。
我们要依靠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攻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关键元器件、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依靠创新抢占空天海洋、信息安全、能源资源等战略必争领域制高点，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大幅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依靠创新推进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开发与应用，加快培育新业态和新产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扩大就业和创业空间；尤其要依靠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享有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优美的生活环境。为此，应聚焦人口健康、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民生重点领域，攻克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环境整治、水安全、医疗器械、重大疾病防控、食品安全等一批重大关键技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先进适用技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应用，使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广覆盖。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30多年来，改革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我国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深化分配制度、用人制度、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激发了科研院所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实施知识创新工程、985工程、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显著增强创新主体的能力，构建了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推动建立技术市场、部分院所转制、建立高新区等，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培育和发展了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形成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阶段，院士制度、事业单位分类、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科技计划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科技评价激励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长期束缚创新的绳索正在逐步解开。科技体制改革呈现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将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动力与活力，促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改革没有穷期，创新永无止境。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高度重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我们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认真做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围绕影响和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重大问题，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人才人事制度、科技评价制度和科技资源配置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释放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围绕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推进市场监管、要素价格、投资制度等重点体制改革，为创新创业开辟广阔市场空间。加快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督查制度，重点消除改革方案制定和落实过程中的“中梗阻”现象，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吹响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号角。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将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利的法治环境。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有关科技创新的法治建设，修订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专利法，正在修订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研究制定职务发明人条例，创新的法治环境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创新立法重点，要求“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科技领域法治水平，必须紧紧围绕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要加快制定国家创新基本法，明确创新在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规定促进创新的综合性、系统化政策要求和措施，保证财政对创新的投入。研究制定国家科研机构法，加快有关创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完善，规范科学发现、技术开发、工程化、商业化应用与市场推广等活动，逐步形成以保障和促进创新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保障和促进全面创新。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和科学伦理、科研道德及学风建设，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恪守诚信，遵纪守法。
党兴则民族兴，党强则国家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发展历程，党的领导是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力保证。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把创新追求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结合起来，用实实在在的创新行动和创新贡献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工作作风踏实、善于攻坚克难，是我国创新事业的中坚骨干。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伟大征程中，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许多险滩要涉，他们依然是党、国家和人民可依靠、可信赖的中坚力量。
全面从严治党是科技事业健康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坚强保障。我们必须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科研院所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创新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党员干部和科研骨干中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时刻铭记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团结和带领广大科技人员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建功立业。
今天，各级领导干部处在矛盾的包围当中，面临“发展的烦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否敢于直面并破解矛盾，显得十分重要
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意在把人们的无谓之争引导到集中解决“四个全面”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上来，把一些人的短视、碎片化、满足于枝节的倾向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问题上来，把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引导到破解难题（全面深化改革）、建构秩序（全面依法治国）、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治国理政全局和根本，着眼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长远，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学习和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内涵，有必要从哲学角度来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哲学基础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旨在使各级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本领，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哲学滋养和哲学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首先是面向“问题”的哲学。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倡导问题导向。他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都是针对问题的，要理解其治国理政思想，就要把握他所关注的问题，只有把握他所关注的问题，才能更好理解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今天，我们党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必须不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注重的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其实，哲学发源于疑惑和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哲学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它是面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及其问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是不断面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今天，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面向“文本”，更应面向“中国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增强实践本领的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应增强我们的担当意识，敢于直面并破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提高化解矛盾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今天，各级领导干部坐在矛盾的火山口上，处在矛盾的包围当中。尤其在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就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矛盾都会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都会面临“发展的烦恼”，是否敢于直面并破解矛盾，就显得十分重要。有的人不敢直面矛盾，遇到矛盾绕着走，甚至回避和掩盖矛盾，缺乏敢于担当的精神，结果使矛盾堆成山，成为难啃的硬骨头，错失了解决矛盾的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客观、普遍存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要善于自觉主动地直面各种矛盾，并积极提高解决矛盾的本领。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化解矛盾的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善于把主要精力用在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就揭示出“问题—矛盾—化解—打开工作局面（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在工作中会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矛盾的具体体现。我们要通过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进而解决问题，来推动工作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敢于直面存在的问题，又要从各种问题中揭示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以推动工作发展。这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或看家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专心致志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揭示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上来。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辩证思维的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可以提升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从而可使我们既抓住重点，又避免片面性和走极端。唯物辩证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辩证思维，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辩证思维注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注重“两面性”看问题以及矛盾双方的协调式发展。它要求在总结经验教训、观察社会形势、制定方针政策、处理复杂问题、评价人物事件时，既讲重点论，又讲“两点论”，反对片面性和走极端。这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正确地看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治国理政实践中，处处体现辩证思维的“重点论”和“两点论”。他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既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做好的四项重点工作，也是体现全面性的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每一个“全面”都体现了全面性。然而，在互联网上，在课堂上，我们常常发现一些人看问题做事情，往往走极端，具有片面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思维，在“两点论”中只看到一点，多看到事物的负面看不到事物的正面，并把负面加以夸大，走向了极端。
如何理解“四个全面”的性质、定位和内涵？对此，目前的观点比较多。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四个全面”时所讲到的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这一哲学基础上来，即要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来分析。
第一，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具体地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从历史来看，“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事关中国的长远发展。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抉择，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具有长远的“战略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姊妹篇”，任重而道远，要有长远的战略追求；“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有战略定力。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来看，“四个全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略，事关中国的全局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保障；从严治党是实现前面“三个全面”的“政治保证”。“战略目标——强大动力——法治保障——政治保证”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完整的逻辑结构和系统。从现实地位和作用来看，“四个全面”是“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事关中国的根本发展。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总之，从性质定位来看，“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战略）；是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略（方略）；是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实践）；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理论创新）。
第二，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这里需要把握几对关系：一是“四个全面”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治国理政是整体，“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直接相关，但又不能取代“五位一体”，它是贯穿于“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的实现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政治保证。三是“四个全面”与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关系：“四个全面”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意在把人们的无谓之争引导到集中解决“四个全面”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上来，把一些人的短视、碎片化、满足于枝节的倾向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问题上来，把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引导到破解难题（全面深化改革）、建构秩序（全面依法治国）、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来。四是“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是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不仅每一个“全面”讲的是全面，而且“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点。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教授)
“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古代先哲老子这一富有哲理的古训，赋予了全新含义。他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们在今天复杂局面下治好国理好政，制定了一个引领各项工作顺利前进的战略布局。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讲到一些国家领导人感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事实上，中国不仅国土大人口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迎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改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增加。怎么在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建构一个生动而有序的社会，决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解决的最大课题是，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
在“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主题下召开的十八大，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而又具体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并集思广益，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
一是思想先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党的十八大后，先是通过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从高层做起，一面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一面把各级干部的行为规范到“八项规定”上来；接着，把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追求联系起来，提出了为中国梦而奋斗的宏伟理念，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上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热情。
二是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大力整顿党的作风和干部队伍。在统一思想和行动的过程中，党中央认真地而不是走过场地在县处级以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雷厉风行地进行反腐败斗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打老虎”、“拍苍蝇”相结合的反腐斗争这两件大事，突显了党中央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党格局和治党思路。
三是在从严治党的同时，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举措，特别是，在2013年和2014年制定和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提出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是提出了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个“总目标”，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词即治国。一个是要通过制度现代化从根本上破解治国难题；一个是要通过法治谋求国家长治久安。
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概括提出了“四个全面”。2015年2月2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依法治国在全局中的意义时，第一次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
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集中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显而易见，这篇大文章的主题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的重点是“坚持和发展”。“四个全面”这一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提出，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四个全面”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相联系，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脱胎于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又在“全面”和“深化”上发展了“强国之路”和“根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在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同时，在“全面”和“推进”上发展了这一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全面从严治党”同样在“关键在党”这一根本问题上坚持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就是说，“四个全面”这一战略布局，就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
特别是，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我们今天所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也是“五位一体”。在“四个全面”中，由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实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阶段性目标的战略举措。
其次，“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说，这“四个全面”，每一个“全面”都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四个全面”中，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我们也知道，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显然，“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再次，“四个全面”增强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紧迫感。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可见，这“四个全面”虽然每一个“全面”都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有“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之别，不能等量齐观。“战略举措”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或者说，“战略举措”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也就是说，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好，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好，无论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好，这些攻坚克难的举措，都是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醒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口，习近平总书记要重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我们的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我们都知道，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以及今后五年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可以说，这是我们肩负的崇高、神圣而又艰巨、紧迫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展开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今天我们离2020年不到6年时间了。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三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五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中有一个硬指标，这就是我们在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按照十八大时测算，今后8年年均增长7%，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翻一番；年均增长6.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从目前来看，尽管这两年经济下行，还在可以实现奋斗目标的区间之内。但是，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我们不唯GDP，但不能没有含有较高质量和效益的GDP。所以，贯彻“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落实所有的举措，都要以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总体要求，都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越来越近的战略目标。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是具有深刻哲理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学会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的要求。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把握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从问题出发，统筹协调，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始终坚持讲政治规矩，在原则性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执行这些决策，落实这些决策，都必须把它们放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去把握，而不能偏离这个战略布局，更不能冲击这个战略布局。而在贯彻这一战略布局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相互关系上，我们既要认识到党在领导改革的过程中自身也要改革创新，从严治党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党自身的改革创新过程，又要认识到在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离不开党的领导。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根本无法推进依法治国。事实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突显了在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过程中，处理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不可等闲视之。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举措，是错误的，极其有害的；以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为名否定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也是错误的，十分危险的。
其次，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学会用统筹协调的方法防止和克服片面性。这“四个全面”，特在“全面”，贵在“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我国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以后，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题词是“发展”，特点是“全面”，是一个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全面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是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各项改革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改革战略。这一战略的主题词是“改革”，特点是“全面”，是一个以完善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战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国家现代化，并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战略。这一战略的主题词是“法治”，特点是“全面”，是一个以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为目标的全面法治战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针对党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以思想建设为重点，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相互配合的党建战略。这一战略的主题词是“治党”，特点是“全面”和“从严”，是一个以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为目标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与此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这“四个全面”之间也要全面把握，要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能只讲一个“全面”、不讲其他三个“全面”，更不能把其中一个“全面”与其他“全面”对立起来。
再次，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始终有系统思维的思想，把“四个全面”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来推进。正因为这“四个全面”，特在“全面”，贵在“全面”，因此，在实践中，难也难在“全面”，关键也就在“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全面改革战略的时候，曾经说过：“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全面”，不是一个改革接一个改革线性推进的全面改革，而是各项改革协同配合、系统推进的全面改革。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有决心、魄力和胆略，又要有智慧、能力和领导艺术。全面改革有难度，“四个全面”统筹协调更有难度。应该讲，要做到一个“全面”已经很难了，四个“全面”相互配合更难。因此，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于要努力学习运用系统思维及其方法论，把握、操控、统筹、协调好这四个“全面”，全面落实这四个“全面”。
最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以法以章办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持发展这一硬道理，这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像过去一些地方一些人那样，目无法纪，违法乱纪，以“发展”为名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我们要形成以法以章抓发展的新思维。发展要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也要坚持依法治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包括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要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包括了改革也要于法有据，不能随心所欲突破法律规定。而要使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者能够达到辩证统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全民主程序。凡是同现行法律有冲突的改革的举措，可以经过民主程序报呈立法机关批准同意后进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下，不仅能够圆满完成2015年各项工作，而且一定能够扬帆远航，到达胜利的彼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加强思想建党，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这里至少应强调以下几点：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党的七大党章对党的先锋队性质有了明确表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更加明确地规范了党的先进性质，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后至十八大党章，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先锋队性质不变。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这个先锋队性质，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思想建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建党是由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这个本质特征决定的。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明确地表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那种处心积虑谋私利的任何企图和行为都是背离党的这个根本宗旨的。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克服和摒弃种种谋私利的任何企图。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有一个逐渐明确和深化的历史过程。从党的二大开始，就将党的奋斗目标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高纲领是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党的二大讲的两个纲领，作了规范表述，并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党的历史时又逐渐归纳为两大历史使命，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担当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就要为实现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目前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更远的将来还要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要实现以上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其先进性、纯洁性。这样，加强思想建党就成为党担当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还有17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这样长期的社会存在必然使其社会意识具有根深蒂固性。它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相当长久的滞后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形成为社会历史基因。这些历史基因决不会随着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的胜利自然而然完全消逝。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裙带关系、拉帮结派、讲究厚黑学和潜规则，乃至崇洋媚外思想等等，包括现在某些很森严的这样那样的制度，都与过去那些历史基因有一定联系。而这些现象都是与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和崇高宗旨格格不入的，必须坚决予以清除和改革。这也是思想建党应当解决的艰巨任务。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考验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决定的。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且具体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就腐败而言，近年来曝出的一些创贪腐世界纪录的虎蝇居然寄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真是既令人震惊，又令人震怒。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自身先进性品质的勇气。中国共产党到了这样的紧要关头，难道不需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吗？
总之，思想建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使其永葆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它具有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根据。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若它不能永葆其先进性，就会为人民所抛弃，当然也就失去了长期执政的资格。所以，思想建党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这实际上讲的就是，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这与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密切相关。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说到底就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之中。无论其正能量的社会关系还是负能量的社会关系，它们都会反映到党内来，影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等等。思想建党就是要倡导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及其负面影响。如习近平所说：党内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这里讲的是作风建设。思想建党有整顿作风的任务，就此而言，思想建党无疑是长期的。
这与改革开放根本方针的长期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道。这是个长期性的方针。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加以解决。但是，改革开放同任何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效应。它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由此可见，思想建党的任务是长期的。
这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市场经济是配置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手段、方法。这种手段、方法的本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服务。我国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就在于它相比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能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是把双刃剑，也有唯利是图的消极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要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冠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虚词而是实指，即起“紧箍咒”作用)，是为了让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既然是把双刃剑，不可否认的是，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会渗透到党内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请君入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体制。为了抵制渗透到党内的不正当商品交换原则，我们党就必须长期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会不断新陈代谢、更迭流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个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党，但是它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目前，党的主体成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生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50后”、“60后”。就此而言，我们党又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新党。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不断对加入进来的新成员进行思想建党的洗礼。何况中国共产党又是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壮大。尽管会不断提高入党门坎，严格党员标准，但入党后的成员情况会发生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的消极负面的东西会在党内产生影响，破坏党的肌体，乃至危害党的先进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就必须使思想建党成为“铁打营盘”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当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一柔一刚，是一车二轮，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轮硬一轮软不行，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两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既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制度治党需要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务实管用。反思过去制度治党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二是某些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没成套，过于原则粗线条，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节点上抓一阵子，带有应付性，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为了落实思想建党，必须狠抓、实抓制度治党，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筋硬骨。
制度治党，特别是要抓带有根本性、管全局的宏观约束制度。目前推行纪委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就具有权力制衡性质。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党内的既要权力集中又要使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制衡的这类制度。只有这样的宏观制衡制度建立起来了、健全和完善起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就会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既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有了更加牢固的根基。(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摘自2015年2月22日《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5年3月20日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进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如何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常态化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成为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命题。笔者认为，从强调“技能本位”到“人格本位”，从重视“技能教育”到“技术教育”，从实施“学校评价”到“第三方评价”，这三个侧面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提升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实施的是“技能本位”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按照企业所需技能组织教学内容，在拉近职业院校和企业距离方面起到较好作用。在“技能本位”课程模式下，学科体系消解，相应的专业知识被融入操作性的技能训练中。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融于操作技能中的专业知识零乱而不成系统，这种支离破碎的知识容易遗忘并难以迁移，只能在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情境中就事论事地发挥作用，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技能为先的指导思想下，学生的人文素养、公民品质、职业道德、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软技能”的培养和熏陶有所弱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正在被自动化的生产形式所取代，单纯依赖熟练动作技能的岗位越来越少，对生产人员创新能力、职业态度和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生产方式也日趋“个性化”和“柔性化”。这要求生产人员除了具备本岗位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与此产品有关的其他知识，如产品的技术服务知识、营销知识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还要有团队合作和诚信服务等精神与品质。
同时，为了纠正在“非常态”发展期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必然对生产环节文明程度的要求愈来愈严，这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很高要求。职业道德、职业良知、职业操守是每一位职业后备人员进入职场前的必修课。然而，在“技能本位”的课程模式下，这些都是被忽视的。
而“人格本位”则兼蓄“学科本位”和“能力本位”的长处，扬弃其不足，把“做人”放在教育的首位，强调个体应对职业活动普适性的、可迁移的“软技能”，这种能力中包含大量系统的学科或专业知识。经济新常态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高职课程从“能力本位”向“人格本位”回归，是职业教育回应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
我国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思路下，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道路，关键要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技术的进步。而所有这一切，均离不开从业人员技术素养的提升。
过去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始终存在重视职业教育而忽视技术教育的现象，这使我国制造业发生旷日持久的“技工荒”。多年前，严雪怡、孟广平、杨金土和黄克孝等老一辈职教专家就曾大声疾呼要大力推进技术教育，引发了职教界对技术教育的讨论热潮。但由于种种原因，技术教育的进程步履维艰。
加强技术教育，必须对技术有正确的认识。技术的作用绝不限于创造物质财富和改变客观世界，还起到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作用。同样，技术教育的作用也绝不仅仅限于培养物质产品生产人员的范畴，而是涉及国民的技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渗透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步入世界先进科技行列的动力。世界科技教育史也表明，科学技术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是实现强国之梦的必由之路。
然而，我们的高职教育中缺乏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技术教育思想。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质量上难以雄踞世界，顶尖技术人才的匮乏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是主因。作为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的职业技术教育，理应重视技术教育，为实现强国之梦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显然，高职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应重视强化技术教育。
高职教育要培养出满足经济社会转型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严格控制生源入口至关重要。然而，在职业教育对社会公众缺乏吸引力的前提下奢谈生源质量无疑是画饼充饥。
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当下，简单劳动岗位将越来越少。随着就业准入制度的建立，职业教育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和就业质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终将给高职教育带来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然而，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质量、价值等了解甚少，信息不对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首先，高职教育毕业生确实存在就业质量不高的现象，学生就业岗位和所学专业不对口，收入待遇偏低，在择业、升学、提干、报考公务员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限制和歧视。其次，独立、公正、有公信力的资讯系统的匮乏，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职业教育即便有许多优势和成功案例，也难以被社会公众知晓、了解和认可。再其次，职业学校学生由于未能考上高中或普通大学，被全方位否定，成了“差生”的代名词，偏见让学生本人和家长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
提升职业教育的品位和吸引力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改变社会对职教学生的刻板看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建立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是有效途径。上海学生事务中心推出的“学生就业公告模式”就是很好的探索和尝试。该系统采集了各级各类学生的就业信息，配以分析和评估的数学模型，并辅以对毕业生长期的跟踪功能，对学生的就业状况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价、分析和预警，已经取得了公众的初步信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董奇作者单位：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所)《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9日第9版
2.张臻 郑卫东：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的科研定位与实践策略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跨”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双跨”特征，担负着为经济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责，具有教育和经济的双重属性，是各类教育中与地方社会经济最直接、最密切的类型。在高校的四大职能中，科学研究不是一座“孤岛”，而是连接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也是促进高校内涵发展，提升教学质量和拓展地方服务的关键环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明确指出：“高等职业院校要密切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国内高职院校在不断扩展建设成果、提升高职办学内涵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对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准备把握服务地方的科研定位，通过“顶层设计架构、中层组织推进、基层拓展补充”的实践策略，逐步构建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科研工作体系，深入开展科研服务地方，反哺人才培养工作。
一、科研对于高职院校深化改革、提升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科研是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高职院校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产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成果，最终目的都是为社会服务。目前我国高职大多是地方高校，这些高职院校作为地方上科研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需要立足于本区域的生产实践，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主动提供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解决企业“生产线上”的难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科研是高职师资队伍水平提升的重要前提。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真正解决好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就必须加强科研工作。科研是高校衡量师资队伍总体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高校师资队伍提升的重要前提。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企业社会提供技术服务，既助于教师了解掌握学科专业前沿知识和产业新技术、新工艺，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也有助于高职院校教师参与企业实际生产，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经验，对于高职院校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研是高职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促进的强劲动力。高职院校科研的根本目标是反哺教学、促进教学，教学是科研的最终驱动力。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是为了把企业生产实际与高校课堂教学相结合，从而推进课程教学改革，达成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的目的。高职院校通过科研为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参与解决企业生产一线上的技术难题，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更深入地推进校企合作，通过合作企业直接参与课程的设计和评价，建立职业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联动的课程开发机制，提高职业教育对技术进步的反应速度；另一方面也能够把科研技术成果、真实项目引入课程，建立真实应用驱动教学改革机制，按照真实的技术和装备水平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训课程，依据生产服务的真实业务流程设计教学空间和课程模块，通过真实案例、真实项目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探究兴趣和职业兴趣。
科研是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有力助推器。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需要有奠定专业基础的课堂理论教学与知识应用创新的实践教学这两者的有机统一。要培养和造就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必须大力创新教育与教学模式，尤其是创新实践教学模式。高职院校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服务地方，有助于引入社会应用实践，更新实验实训项目和内容，能够让学生参与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问题，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高职院校的科研必须立足于区域性、地方性的实际应用目标，组织科研力量有目的地进行研究，立足于地方结合企业，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产品，并根据企业需求研究技术应用与服务过程中的理论与操作问题。与此同时，科研工作的开展更要善于通过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善于借智借力，创新协同模式，做到：研究方式不封闭，加强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以及与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研究队伍不分散，促进整体团队“跨界”组合和建设，跨专业研究；研究方向相对稳定，做到科研整体规划和特色研究、错位研究、长期研究相结合，有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的合作与衔接。基于这样的思路，高职院校科研的重心应在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服务，科研工作服务地方的具体目标定位上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校企合作，加快成为区域小微企业的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面向区域小微企业，围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努力提高服务企业的要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加快产学研结合，通过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主动参与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推动技术成果扩散，坚持为区域内企业特别是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人才、开展应用性研究与技术服务。
二是重视科研成果应用推广，逐步成为区域高新技术的孵化器、蓄水池。充分认识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科技服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奖励力度，充分遵循科研成果提升的客观规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提升，努力在高新技术开展实质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实践，同时紧密联系企业行业，共建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平台，促进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应用，推动区域企业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三是通过与大院大所衔接合作，努力成为区域骨干企业的合作伙伴。主动与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互相配合、各展所长，整合利用大院大所与学校自身的技术力量，为区域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服务，与区域大型企业、骨干企业及高科技企业合作，创新人才使用管理模式和技术成果合作模式，通过诸如共建具有承担省、市重大科技任务能力的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建立重点产业技术积累创新合作平台，同时提升学校主体专业师资队伍和区域大型企业、骨干企业的高精尖技术研发能力和技术技能积累创新能力。
四是创新体制机制，力争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生力军。围绕区域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主动推进政府、研究院所、企业行业开展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学校在技术应用和区域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促进劳动者素质与技术创新、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同步提高，面向市场共建起更多的区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和技术创新体系，实现新技术产业化与新技术应用人才储备同步。
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着力点既不是前沿、高尖端型的科研，也不是纯基础、纯理论的科研，而在于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服务。因此高职院校科研方向的定位应立足于区域性、地方性特定的实际目标或应用目标，坚持科研服务地方的宗旨，紧密围绕区域产业需求，结合高职院校自身专业设置规划，借助和整合社会资源，突破体制机制束缚，逐步搭建对接专业建设、形式多样的科研平台，形成从顶层、中层、底层三个层面同时推进的实践策略，构建起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科研工作体系。
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应该坚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这个大方向。这就需要在学校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架构服务区域的模式，明确总体服务方向和具体内容，建立校企合作育人的长效机制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保障，并建设集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合作与技术服务、产业集聚与企业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产学研合作基地。
在搭建学校层面的设计与架构上，近年来国内高职院校也逐步显现了校企共同体、校企共组职教平台、校企共建数字园产业园等不少好的校企一体化案例和做法。这些都是在学校层面顶层设计架构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在推进校企合作、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顺利推进科研服务地方提供了平台和保障。在这些模式下，一方面学校可以运用政府赋予的政策，以经济、法律手段激励和规范园区内企业参与学校的科研合作，帮助教师设定科技服务攻关方向，围绕企业生产需求开展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协作、成果转化推广以及员工培训等，为教师开展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服务提供了“家门口的实战地”；另一方面，学校通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需要，利用自身优势条件，也可以搭建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各种区域性中小企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中心，既展示了学校科技开发和技术服务综合能力，也帮助学校相关专业提高了对“圈外”企业参与合作的吸引力，这就为教师开展科研服务地方提供“桥梁”和“资本”。
科研团队是高职院校开展学术研究、科技服务、成果转化和地方合作的主力军。通过组建各类研究机构、特别是校企合作研究机构，能够逐步打造服务地方的科研团队，同时能够整合学校和企业双方科研优势力量，针对企业生产一线上的需求协同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攻关等工作，有助于解决企业重大难题。通过科研的团队合作也能带动年轻教师的成长和提高，从而提升学校整体研究实力。
高职院校研究机构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引入大院大所提升自身的科研力量，另一方面也需要突出高职特色，建设推进不以课题论文而是以市场实效为目标的工业设计中心、产品设计中心等。高职院校研究机构可以设立研究所、产品研发中心、教授/博士工作室、劳模/技能大师工作室等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可以在科技研发、咨询服务、产品开发、技艺传承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各有侧重，面向地区中小企业开展各类技术服务，具体开展和承担技术攻关、协作、传艺、交流等工作。此外，高职院校的研究力量决定了研究机构不能只求“高大上”、高精尖，还要兼顾中小微，重视培育和积累，鼓励有服务创新能力、有探索钻研精神的年轻教师开展科研工作。同时，高职院校要推行灵活的考核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开展个性化的工作考核，要体现自身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特色，否则就要及时摘牌，既要“放水养鱼”，也要优胜劣汰。这样就能逐步形成多层面、多形式、滚动发展的校级研究机构体系。这个研究机构体系将为高职院校科研服务地方开展团队层面的组织和推进，实现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同时团队协作也会让攻克企业生产一线的大题难题成为可能。
高职院校科研服务地方需要通过学校层面的体制机制架构和团队层面的具体项目组织推进，保证科研服务地方的深度，也需要高职院校科研技术人员以个体为单位，主动出击，单兵作战，更方便灵活地“渗透”到区域各企业、特别是可以重点服务中小微企业，保证科研服务地方的广度。在科研服务地方工作过程中还往往存在一些现象，一方面，区域内中小微型企业的数量往往占多数，这些企业因为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科研方面投入也相对较少，但恰恰是最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升级的；另一方面，科研本身有不可预见性，开始一项技术改造的同时必须要能接受失败，但可能的失败往往会引起委托方和受托方的顾虑，这是一项技术项目在洽谈期间就被长时间搁置甚至最终放弃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些考虑，高职院校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推进个体科技人员开展地方服务，为高职院校科研服务地方提供一种有效拓展和补充手段。
为鼓励教师个体开展地方服务的积极性，高职院校可以推行实施“科技特派员”、“种技术”等这一类的专项活动。“种技术”主要面向区域内中小微企业，重点围绕企业生产布局改进与现场质量管理、生产线改造与技术工艺改进、管理咨询与项目策划、人力资源规划与技术骨干培训方案实施等方面内容，急企业之所急，以技术（服务）为“种子”，将它们“种”到企业，让企业“收获”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达到地方高校科研为地方服务的目的。只要教师能确实为区域内小微企业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不论项目大小学校均予以认可，将其列入校级科研课题，同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为教师开展企业研发的费用“买单”。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种技术”活动虽然技术层次、经济回报不一定高，甚至是科研工作中的“脏活累活”，但却是增强教师科研能力、提升学校应用性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为更好地围绕高职科研服务地方的四个目标定位，推进从顶层、中层、基层的实践策略，高职院校还需要形成人事、科研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制度保障。
1）行政管理角度调整相关部门职责，统筹地方合作与服务工作的开展
高职院校科研工作要坚持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并最终反哺人才培养工作，因此除了传统科研工作本身之外，必定与科技服务、地方合作、专业教学、招生就业等方面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从行政管理角度调整院校内部相关部门职责、统筹开展科研服务地方工作尤为重要。高职院校在实际操作中应推行整体层面的“大科研”策略，将科研管理、地方服务、产学合作、继续教育与培训、大学生创业等相关联工作均纳入学校地方服务与合作重点工作，并指定科研处或地方合作处等某一特定职能部门总负责，在保持原来各院系、职能部门在校企协作、学生就业、订单班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设等具体事务性工作不变的情况下，由该职能部门总体统筹学校政校企合作和地方服务，提高工作效率。
2）人事制度方面创新人才管理模式，多种方式解决高层次人才瓶颈
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高层次人才的不足必然是高职院校和区域中小企业提升发展的共同瓶颈。高层次人才需要引进和培养，而在现有条件下，更需要创新使用灵活的人才管理模式，以咨询、兼职、短期工作、人才租赁等方式参与院校和区域科研活动，实现校企之间人才的共享引进、流通使用和联合培养。高职院校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提升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需求，与所在的地区政府合作进行事业编制改革创新，尝试“编制在校，校企共用”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柔性机制，政校企三方合力打造专业带头人和科技创新服务团队，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端人才。
3）科研制度方面突破传统规定，激励教师以服务地方、提升能力为目标
传统高校的科研制度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服务学校名声和教师自身职称为目标。如，奖励、成果、项目等被学校认可的条件之一是本单位必须排名第一。这项几乎在各高校公认的规定，至少对高职院校来讲，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服务地方的科研目标。高职院校科研制度应该有针对性地在教师开展企业技术服务和科技合作的工作上给予支持和引导，以此来激励教师优先关注研究企业的实际问题和难题。只要能为地方服务，能对区域企业的提升和发展有帮助，就不要拘泥于类似第一单位署名的这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支持和认可。高职院校在规范完善科研相关制度办法的同时，应该对此有创新改革和举措。例如，在科研成果第一署名单位问题上，只要确实是校方教师主持完成的，虽然企业为第一署名单位，无论学校有无署名，都折合对应常规的标准计算主持教师的科研工作量和奖励。而对企业牵头、学校合作的项目或成果，企方人员为第一主持人，则对校方首位参与教师也按对应标准的一定比例进行折合计算。这些条款内容虽小，但能很好地激励和引导教师多方位开展科研服务地方工作。
发布时间：2015年4月7日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10日，李克强总理向德国默克尔总理赠送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礼品：精美的用铝合金制作的鲁班锁。这是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三位同学制作出来的作品。听到这个消息，我作为高职战线上的一个老兵，由衷地为高职学生的习作能作为国家礼品而让高职教育“露脸”大加点赞，这件礼品表达了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和最强的制造强国之间的对话，它让世界明白了，今天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可以用德国的先进技术再现任何想再现的东西。然而大加点赞之余，也让我陷入更深的思考之中。
中国至今还不是制造强国，更不是创造强国。摆在全国高职战线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如何为我国成为制造强国作出贡献？如果还要以鲁班锁为载体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从再现鲁班锁转到创新鲁班锁，完成这个案例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完成从善于再现到善于创新的革命性转变。这就需要我国的高职教育要从单纯面向现实的实务教育，发展到面向现实的实务教育与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同时并举，这是我国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
那么，如何在高职院校中全面推行创新教育？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却仍然十分落后；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重引进购买，轻消化吸收。根据全国机械行业总会报告，80%的核心制造技术不在我们手上；我国大规模引进了无数的生产线和生产设备，但是却没有大规模引进生产线的生产能力或先进设备的生产能力；我国是世界汽车消费的第一大国，但是依然是外国的核心技术和制造设备加上我国廉价人才、廉价劳动力的组合体，中国市场几乎都是外国汽车的天下；我国医院成了国外医疗设备的庞大的博览馆；甚至如电梯、厕所的出水感应器、新型打印机、照相机等生活产品依然是外国品牌的世界。刚刚过去的春节，有45万中国游客到日本“扫货”，一时间日本的智能马桶盖和电饭煲销售一空，让许多国人感到脸红。
造成上述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主要靠“两头在外”的贸易驱动、利用外国设备和我国廉价劳动力进行代加工的不对称驱动，或者是用国内市场去换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模仿驱动，而不是主要靠创新驱动。
另一方面创新驱动的长期缺位，又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问题之一是我国大学在结构、类型、功能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的高等教育，包括学科教育、高等工程教育、高等技术教育。而恰恰是高等技术教育被许多人看不上。一段时间以来，有人羞于从事技术与职业教育。
问题之二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的弊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考笔记的现象在高校非常严重。我国高职院校也不例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求学生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适应岗位的需求，并不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试错、敢于挑战的精神。而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则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学院要求每个学生在三年学习时间里，要从学校的知识管理系统（实际上是过往学生或老师的设计作品、已经完成了的社会服务项目的成果库）中任意选择四个题目，采用与原来不同的方法重新做一遍，达到或超过既有的效果。学院据此对学生进行专业素质的评价。这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学生创新素质和创新成果一直名列亚洲高校前列的奥秘。
这里需要克服认识上的两大误区。一是认为创新教育是985、211高校或普通本科院校的任务，高职院校只要培养学生熟悉实务、流程、规范、标准，取得技术等级证书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创新是有层次的。既有重大的、领军式的、“山尖”上的创新，又有融合在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中的局部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良的所谓“山基”下的创新，两者对现代化建设而言，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二是认为高职学生基础差、底子薄，不适合搞创新。实际上正好相反。我曾经在深圳职院和广东岭南职院大力推行创新教育，每年举办一次金点子大赛。实践证明，高职学生由于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如果再培养他们能够认识创新、欣赏创新、改进创新的素质，他们的创新能力一点不比本科学生甚至研究生来得逊色。广东岭南职院2014年有5000多名学生参加该院的“金点子大赛”，共提交了2003件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被企业重金购买就是明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全民创新活动的重大意义。那时候，大到“两弹一星”、万吨水压机、内燃机火车、万吨油轮、油井开发、炼钢炼铁、机床改造等，小到工夹具、作业法、生产工艺、配方等，凡是有劳动生产的地方，就有一线职工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是在我国十大建筑施工技术的革新中脱颖而出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也是因为创造了“倪志福钻头”而闻名中国。而这支技术革新队伍大部分是由中专技校和各类厂校直接培养出来的。
今天，像当年那种全民性的技术革新热潮已经不复存在，而挑灯夜战、大搞技术攻关之风也越来越少了。我国的高职院校必须承担起继承和发扬这一创新文化的历史遗产，并在高职院校中发扬光大，培养出千千万万新时代的像包起帆那样的技术革新能手。这对于加速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紧迫的意义。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一定要加大技术教育的分量，不仅要让学生适应今天的岗位、工种或职业所包含的技术发展现有水平，而且还要让学生适应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用明天的技术来武装今天的劳动者，这是实现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
当前，我国的高职教育面对着三大新的判断，即：知识离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没有未来；高职专业离开跨界没有未来；教学效果离开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没有未来。
今天，一个不会处理大数据、不会运用云计算、不会驾驭移动互联网、不会利用电商等商务平台的人将是新时期的新文盲。
大数据背景下的产业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与之相关联的高职专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高职院校的学生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极其宽广的舞台。主要是：
电子商务、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发展，将对高职的专业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例如用手机建立个人移动的保健中心和体检中心：这就需要培养大量的既懂传感器使用、又懂生命指标的测试和评价，还懂利用智能手机制作专家系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用手机建立个人的实时营养中心：这就需要既懂得医学营养设计，又熟悉智能手机实现手段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用手机建立face to face的个人教育中心：这就需要培养熟悉移动互联网技术、熟悉教育技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等等。将智能手机的未来功能项目化，是当今高职学生创新发展的大显身手的大舞台。
通过开展诸如“创新达人”、“创新秀”、“创新之星”、“金点子大赛”等喜闻乐见的形式，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区域、跨单位组织创新团队，与企业行业一起，从小专题开始做起，让每个学生经受一场创新实战的训练。例如可以从厨具小设备、厕所新型设备、小家电智能化、养生保健用品等小专题开始做起，有基础了，再选择替代国外进口产品以及国内独创技术等大课题进行攻关。
必须建设一支能担当全面推行创新教育的师资队伍。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在业界那么有知名度，很重要的是他们建设了一支“三过硬”的教师队伍：他们来自企业行业，对企业行业的熟悉程度相当过硬；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相当过硬；他们了解当代年轻人的特点，指导学生创新的理念和方法相当过硬。正是这支队伍使得该院成为亚洲地区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的典范。
反观我国的教育有一个最大的通病，就是让学生记住“弯弯的月亮像什么”的标准答案：只能像小船。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使学生成了考试机器，把学生教傻了、甚至教坏了。如果改一个教育思路，同样是“弯弯的月亮像什么”，谁要能给出不同的“像什么”，给出得越多则评价越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场景。前者是扼杀了学生的创想能力，后者是发展学生的创想能力。
今天高职院校的教师中，具有前者的教育理念的不在少数，而具备后者的教育理念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作者：俞仲文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长）
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发展取决于供需状况。供需两旺，其发展则好而快，否则，其发展将不尽人意。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之一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正面临着供需两旺的难得机遇，因此，其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其主要特征：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2012年GDP增速“破8”，为7.8%，2013年为7.7%，今年上半年则为7.4%。而且多数人的共识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速增长是新常态，为此，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到靠创新驱动，从重数量转到重质量。二是处于从中等收入阶段跃升到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期，人工成本大幅提高。三是改革将全面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新特征、新常态，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巨大需求。
我国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更不是创造大国和创造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其中的原因很多，也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国制造业队伍总体素质不高，制约着产品和产业质量的提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提供的数据，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5%。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40%之间。讲起制造，人们经常以瑞士为例，因为瑞士制造的钟表和军刀已经成为“高质量、高信誉”的代名词。确实，瑞士是个小国，据报道，其95%的原料和能源以及65%的消费品靠进口，但经过瑞士人的双手，其中70%-90%的产品被增值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为什么？原因当然也很多，但其中公认的一点是，其完善而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钟表制造业工人也许没有上过大学，但大多经受过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能工巧匠。因此，如果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适应新常态，就必须打造经济升级版，从低附加值的制造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从制造转向创造。要实现这种转型，劳动者职业能力建设是关键。这既包括现有产业工人的能力提升，也包括新进人产业工人队伍的年轻人的能力培养，甚至还包括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和转换。
经过多年的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与此相关联，我国正逐渐告别劳动力廉价时代，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这也是一种新常态。企业要适应这种新常态，在激烈竞争中胜出，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这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不断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对劳动力的招聘和投入，从而相对减少人工成本。二是维持劳动力的用工规模，甚至还有所扩大，但前提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已大为提高的人工成本。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劳动力的技能等人力资本水平必须有明显提高。因为各方面的研究已经证明，企业创新与其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更高的人力资本及其有效配置，是创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表明，当人均收入从而人工成本总体提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企业是否愿意聘用更多劳动力的重要因素。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韩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但今天，韩国已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巴西则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教育体系不同。韩国教育体系健全，职业教育有比较好的发展，而且教育分配比较公平，因此，企业能在人工成本大为提高的情况下招聘到足够的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工人，从而保证有持续的竞争力。巴西则不然，教育发展不理想，而且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大，企业很难在人工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招到满意的劳动力，结果失业问题严重，社会问题丛生。我国最近几年企业不断发出“招工难”的呼声，其实，“招工难”的背后，是技术工人的短缺，是高级技工的短缺，据统计，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的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
职业教育对国家和企业都很重要，国家也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但个人和家庭似乎并不愿意去接受职业教育，个人意愿与国家需求形成了明显反差。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并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因为脱离了个人意愿，任何行为都将事倍功半。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或者是被迫接受职业教育，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存在很大差别，有些政策对职业教育毕业生存在歧视。不过，这一状况正在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今年7月30号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将逐渐破除，一个人，只要身怀一技之长，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不管出身于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有发展空间，都有出彩机会，都受社会尊敬。若此，人们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就将出现多元化，年轻人将依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兴趣爱好、就业前景等选择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职业教育作为自己的首选。基于个人和家庭意愿的职业教育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我国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36万所，年招生1016.7万人，在校生2933.8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1.2万所，年招生698.3万人，在校生1960.2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5.9%和44.5%。高等职业院校1321所，年招生318万人，在校生973.6万人，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5.5%和39.5%。这比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由于下面三个原因，职业教育的供给边界将会大为拓展，供给的质量将会大为提高。
第一，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空前。这集中体现在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为什么要办好职业教育、如何办好职业教育等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总书记第一次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
第二，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空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有明确的定位，基础教育强调“均衡”，中等教育强调“普及”，高等教育强调“质量”，职业教育强调“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已将职业教育置于我国未来教育体系中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也确实如此。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免除中职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19个省区市全部免除中职学费，而且在体制机制、办学模式等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更是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于此，国家将出台一系列发展政策和改革措施，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比如，教育部正在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这一转型当然会遇到大小不等的阻力，但它对带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是大可期待的，因为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历史、社会声誉等都要比很多职业院校强，它们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面向实际，面向应用，面向就业，对于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第三，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空前。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今天这种大发展的局面，社会力量的参与功不可没。《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03年颁布实施后，社会力量不仅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巨额资金，还推动着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力量办学的动力有所减弱。不过，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力又空前高涨起来了。原因有二：一是前述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旺盛，这驱动着企业直接或间接介入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有远见、有实力的企业，大多会主动与职业院校对接，甚至自己办企业大学（学院），以为自己延揽人才或培养人才占得先机。二是职业教育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教育类型，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领域，具有很大的回报空间。特别是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对此，《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依法享受相关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健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和评价。”可以预见，新的一轮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浪潮即将来临。
供求两旺的局面为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机遇。为使二者在规模、结构、质量更好地匹配，还需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教育不能市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教育的发展一定会产生深远影响。在各种教育中，职业教育是与市场最紧密相连的一种类型，离开了与市场的脐带，没有市场的滋养，职业教育就将不伦不类。因此，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既要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发挥政府在保基本、促公平过程中的作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规划、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等，更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使职业院校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教育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让市场评价作为检验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
二是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最终需求者和评价者。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衔接不畅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介入不够，企业的需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企业的师资没有得到足够的使用，企业的知识没有得到足够的传输。高质量职业教育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每一所职业院校都应有一个或若干个企业支撑，企业需要什么专业的学生就设置什么专业，实行订单式教育，招生即招工。学校的课程设置、培养规格等，充分考虑企业的需求。企业不仅为学生提供实训实习基地，还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某些环节的管理，为课程开设、产品设计、实习实训等提供师资，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分别来自学校和企业的老师的指导。此外，根据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校企合作不仅体现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上，还体现在企业的研发上。因此，如何将学校资源与企业资源对接，真正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不仅需要发挥政府、学校、企业的作用，还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让行业协会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并发挥作用，是校企关系的积极扩展。
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职业精神培养的关系。职业教育既应包括专业知识的学习，也应包括职业精神的培养，二者都应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学校更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太重视职业精神的培养，或者说，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专业知识掌握得还不错，但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明显缺失。因此，职业教育一方面要继续改革课程体系，工学结合，夯实专业知识基础，成为某一专业或领域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更要强化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如果没有足够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专业知识会疏于高效使用；如果有很强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专业知识将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还能强化干中学。
1.朱清孟：在2015年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刚才莉华同志作了工作报告，对全省教育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总结和部署；同时也通报了有关典型案例，进行了警示教育。这些内容是经高校工委、教育厅党组研究同意的。对于工作安排，请大家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对于案件警示，希望各地各学校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自觉做好自身、以及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借此机会，我就切实做好全省教育系统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再强调三点。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形成强大震慑”。“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五个必须”。九届省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防“四风”反弹，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要完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我省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总体上看能够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还有待提高。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认识不够深刻；有的党员干部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性、严肃性、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严重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还有个别同志存在侥幸心理，依然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二是“四风”问题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个别单位、部门和少数党员干部要求不严、标准不高，守纪律、讲规矩意识不够强；还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变着花样规避纪律约束。少数地方、单位和学校存在着乱办学、乱办班、乱收费、乱发证的问题；还有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在教育系统依然存在，甚至腐败案件也时有发生。大家可以从莉华同志通报的情况中看出来，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三是各地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不平衡，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少数单位、部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不能将业务工作与廉政建设、反对“四风”有机结合等等。
面对反腐倡廉新形势，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切实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责任感、紧迫感，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关于反腐倡廉的形势判断和工作要求上来，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九届省纪委五次全会的工作部署，强化“两个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持续反对“四风”，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二、明确任务，突出重点，扎实做好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一要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是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抓好责任落实。能否担当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关键在于要紧紧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省委已经明确将今年确定为“主体责任落实年”。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明确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决不能有任何的敷衍塞责和被动应付。各级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按照任务清单要求，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全面领导责任。同时，还要认真督导本单位、本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让每位班子成员都能担负起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做到业务工作与反腐倡廉工作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各地各单位各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围绕主业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加大正风肃纪和腐败案件查处力度，切实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
二要严守纪律规矩。当前，在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正像省委书记郭庚茂同志在九届省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的：全省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比如，一些人犯自由主义，有的没有是非标准，理不直气还壮，个别单位甚至谁讲原则讲纪律反倒被说成唱高调，谁思想落后说怪话反而有人觉得他敢说话；有些人有规不守、有章不循，无制度意识、无敬畏之心，个别人无视民主集中制基本制度原则，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有的人犯分散主义，只顾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不顾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贯彻执行上级政策部署搞变通、打折扣，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犯好人主义，搞一团和气，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工作不愿负责、不敢担当等等。这些现象在我们教育系统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外，还有个别高校的个别教师，课堂上不讲政治、不讲纪律，甚至传播、散布低俗、错误观点或言论，忘记了社会主义的讲台既要教书、又要育人的责任和使命。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特别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当好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凡是要求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下级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不断增强教育教学工作的阵地意识、育人意识，既要培养合格建设者，又要造就可靠接班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职员工特别是年轻干部、青年教师的教育引导，通过中心组学习、干部培训、教研组活动等方式开展经常性的纪律规矩教育，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教工深入学习党纪党规。要强化监督检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的政治责任，对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该制止的制止、该纠正的纠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要持续纠正“四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要坚持标本兼治，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使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抓反复。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三、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确保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各学校党委（党组）要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要真抓真管、常抓严管，聚精会神抓责任落实、抓严明纪律、抓作风建设，把班子建好，把队伍带好，把风气搞好。要积极支持纪检监察部门依纪依法开展监督执纪问责、查办处理信访案件；要在机构人员配备、干部交流使用、办公条件改善、工作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以关心帮助，为他们营造干事创业的环境。广大纪检干部要“学思践悟”，不断提高素质，按照“三转”的要求，突出主业，主动作为，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二要完善工作机制。要完善协调机制。就是要建立完善业务主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推动工作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到业务工作延伸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那里。反腐倡廉建设既是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放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自觉把反腐倡廉的要求体现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政策制定中。要完善督查机制。就是要建立督查评价机制，通过督促检查、考核评价，形成上级带下级、上级促下级，逐级传导压力的有效局面。
三要抓好工作落实。抓好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艰巨，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以重点工作推动全局工作。要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层层传导压力。要实行责任制、落实责任制，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提出进度要求，把任务分解到部门、具体到项目、落实到人。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营造崇尚实干、恪尽职守、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工作氛围，促进工作落实。
同志们，做好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抱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教育系统的形象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保证！相关文章
2.郭庚茂：在全省教育改革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7日，根据记录整理）
当前，全省各级、各部门、各条战线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谋划和推动工作。省委将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河南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坚定总坐标、坚持总思路、完善总方略”的总体考虑，并决定在各方面广泛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战略思路举措，在年底召开的省委全会上出台相关文件，用以指导推动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教育事关全局，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抓好教育改革发展，对于贯彻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把我省教育改革发展谋划好，前几天我们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听取了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的工作汇报，听取了省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这两天又到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大学等4所高校进行调研，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的介绍，与一些师生进行了交流。今天这个座谈会，主要是进一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讨论研究如何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有关问题，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为中原崛起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刚才，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商务学校、郑州市教育局、南阳市西峡县一高，以及许昌市、清丰县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作了发言，大家总结了工作、分析了问题，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建议。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要认真梳理，结合这些意见建议谋划好明年的工作；省直有关部门要研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办法。
通过这次调研，对我省教育改革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体看，近年来，我们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通过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比较突出的，一是基础教育实现了由基本普及到均衡提高的转变，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水平全面提高，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差距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二是职业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2008年以来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坚持“三改一抓一构建”和“六路并进”，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和职教攻坚计划，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36.5万人、居全国第2位，全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技术技能型劳动者比例明显提升。三是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由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重要突破，适应产业结构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教育改革逐步深入，民办教育加快发展，办学主体实现了由一元办学到多元办学的转变；教育投入不断加大，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达21%、居全国第1位。可以说，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河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财力弱的发展中省份，教育事业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难能可贵。借此机会，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所有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干部群众表示感谢！
成绩应当肯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教育发展尚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新期盼，正如同志们在发言中指出的，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从全局的角度讲，一是教育资源供给与社会需求还有较大矛盾，供给能力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教育不公平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二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脱节现象，教育质量有待提高；三是教育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一些政策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计划经济形成的铁交椅、大锅饭问题依然存在，学校行政化问题突出。这些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下面，综合调研座谈的情况，我就新形势下我省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谈谈看法和意见，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探讨。
当前，我省总体上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改革发展和各项工作呈现出良好态势，前景光明、振奋人心，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同时又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社会矛盾凸显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新形势、新任务对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办好了，就能把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就能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有力支撑、起到保障和推动作用；教育上不去，一亿人口就会成为沉重的包袱，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拖全国的后腿。这次我们拿出时间进行专题调研，就是要表明省委、省政府的一种态度，或者说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强化一个信号：教育很重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战略地位。教育事业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要顺利崛起、实现振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高度重视人力人才资源，切实办好教育。
第一，打造人力资源优势、筑牢发展之基，迫切需要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越来越成为提高竞争力和提升综合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竞争更加激烈，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竞争的核心是人才与科技，基础则是学习与教育。我省人口多，是压力也是优势，教育事业发展好了，把人培养好、培训好了，把众多的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就是财富、就是竞争力。省委提出把强化人力资源支撑作为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支撑力、抓竞争力。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打造“四个河南”，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坚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和人才支撑。
第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迫切需要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老百姓，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分清轻重缓急，想清楚做什么、不做什么、先做什么的问题。当前，就业是老百姓最紧迫的问题，是民生中首要的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不好，老百姓生活就会处于艰难的境地，不仅生活不能改善，还可能形成严重社会问题。实践证明，劳动者技能越来越成为影响就业和增收的重要因素，技能每提升一步，收入就增加一分。稳定就业、增加收入、保障民生，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目前，由于教育普及不够、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致使一部分人无法接受教育实现技能的提高，导致没有条件找到工作，或者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当前，教育结构和质量与就业要求不相适应，有的高校办学定位不准，培养的学生难以较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不够，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不够，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不够，毕业证书与职业证书对接不够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招工难和学生就业难的“两难”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抓教育就是抓民生的理念，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坚持先求就业率再求提升就业品质，保障就业再就业，促进民生改善。
第三，促进人口有序转移、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我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期阶段，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原来按户籍人口规划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和办学规模已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新建学校滞后于城市发展步伐，导致城市教育资源非常紧张，“入园难”“大班额”等问题比较普遍。相反，部分农村地区则出现了班额过小、生源不足等现象，教育资源紧缺与浪费并存，学校布局与学生分布在实际上出现了脱节。教育资源与需求的错配，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成为城镇化的卡口，拖城镇化的后腿，影响我省城镇化的进程。我们之所以把教育牵动作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一基本两牵动”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就要求我们要认清形势，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城镇化进程，调整和完善政策，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适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加快城乡教育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教育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要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这些都为新形势下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把教育放在大局中来谋划和定位，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一，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总书记这一要求对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也很有启发意义。德是为人之本。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不但要教知识，而且必须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的重任。一些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有所弱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前，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多变的特点，信息网络技术及传播手段发生重大革新，新形势新变化要求学校更要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教育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也是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场所。这个问题对高校来说尤为突出。中央专门下发文件，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高校党委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切实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加强对各种学术论坛、研讨会、报告会的管理，不能使其成为敌对势力思想渗透传播的空间和渠道。要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快、思维活跃，但存在辨别能力不强、社会历练欠缺、思想观念容易受到干扰的问题。如果引导不好，扣不好价值观的“第一粒扣子”，就可能误入“一步走错，步步错”的歧路，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不幸。因此，思想道德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德育网络，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切实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感染力，使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做到知行合一、德才并进、全面发展。要加强师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这确立了新的师道师范师德标准。立德树人是广大教师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人民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和素养。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学生培养成有道德、讲文明的接班人，需要靠老师的辛勤工作来实现。现在一些教师只教书不育人，只传授知识不培养道德，导致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淡漠和学校使命的偏离，这些问题必须坚决纠正。要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志存高远、爱岗敬业，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第二，围绕社会需求培养合格劳动者。教育的本质和最基本的职能是培养人，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和劳动者。当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与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中小学举着素质教育的旗走着应试教育的路，注重学生的课堂教学而忽视社会实践锻炼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等；有的学校对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重视不够，课程专业设置、教学方式方法不科学。培养合格劳动者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任务，要强化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检验标准的人才培养理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着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要着眼加快经济转型、推动科学发展，加强急需、特色、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切实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尤其要抓好两类人才的培养。一是培养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对于河南来讲尤为重要。有些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比较深，抱着“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陈旧观念，轻视技能人才，这是不对的。要看到，现代社会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河南人口多，不可能人人都去当研究员、工程师，把技能人才培养好了，也是我们的优势和竞争力。从人力资源的培养规律来讲，人才结构、人力结构应该有不同的层次。高校要注重分类发展，多数院校、多数专业要向应用型转型，侧重培养技能型人才。近年来，省委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当前，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等资源保障制约和总需求不足的多重挤压，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面临着留在当地等死、不得不转移的境地，承接产业转移仍是现阶段我省发展最大、最难得的机遇，能不能抓住机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没有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和支持我省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正确人才观，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和职教攻坚二期工程，坚持围绕社会需求办学校、根据产业发展设专业、按照岗位要求搞教学，培养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加快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大省转变。二是培养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当前，我省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追赶步伐；另一方面，要发挥后发优势，抢占先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孕育兴起，航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物联网、大数据、新材料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给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各地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这为我们内陆省份抢占发展新的制高点提供了可能和机遇。这需要大量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高等教育在这方面责无旁贷，要积极作为、发挥作用，特别是高水平大学、骨干高校要积极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总之，人才培养要贴近社会、贴近需求、贴近实际，当然也不要走极端、不能简单化，只搞短期行为，一些基础学科不是短期内能见效的，虽然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有的是一种文化传承，有的则是应用学科发展的基础，要遵循学科特点和教育规律，对有条件、有基础、有优势的基础学科仍要尽力发展。
第三，立足产学研结合增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当前，我们要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弯道超车，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出人才培养成果的同时，也要多出科技创新的成果。我们在调研中看的高校，都自觉向大局靠拢，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围绕服务全省战略和中心任务，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调整工作重点和科研方向，一些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出了不少重大成果，在我省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看后，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但也要认识到，高校科学研究与经济结合的紧密度还不够强，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还不够高，科研成果“创不出来、转不出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高等学校要主动融入“四个河南”建设，更加主动适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更加主动适应当代科技创新交叉融合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握创新重点，着眼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瓶颈和难题进行攻关，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抢占发展制高点提供支撑。要打造创新载体，高度重视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学科等载体建设，汇聚高端人才、汇集创新资源、搭建创新平台，形成参与竞争的优势条件。要深化协同创新，同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强化与产业集聚区的合作，完善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建立健全联合研究院、研发中心等创新机构，促进资源共享，共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要推动成果转化，建立健全企业需求与高校成果对接的平台，健全产学研合作孵化体系，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同时，要凸显“智库”咨政功能，充分发挥人才和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服务全省发展的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努力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作出积极贡献。
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说法，教育战线是改革比较滞后的领域，原有的计划体制比较顽强、保留较多。这个话不一定全对，但也不无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领域的竞争也比较激烈，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人才培育的大市场。教育要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早改早主动，不改革就做不出大文章。我多次强调，我们是一个穷省、又是一个人口大省，公共服务负担很重，穷省办大教育，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经费，但仅靠增加投入也不行，一定要巧干，通过搞活机制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少花钱多办事。我们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承天立地”、跟进聚焦，围绕解决影响教育发展的突出障碍、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从必须改、能够改的地方改起，为教育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
第一，加快转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和方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总的趋向是少管，但要管好。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要树立大教育观，包括大局观念和“大家办”观念，坚持开门办教育、开放办教育、多元化办教育。谁办的教育都是教育，谁发展了教育都对老百姓有利，要鼓励社会办教育，有问题加强管理就是了。政府要保基本、兜底线，该负的责任一定要落实，切实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敢于放开，坚持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一视同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做到公共服务不缺位、市场行为依法管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成效最突出的是职业教育，要鼓励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建立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推进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开展集团化办学。要改革财政教育拨款机制，打破按编制核拨经费的传统，积极探索财政投入按学生数量、毕业生质量拨款新方式；采用民办公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支持教育发展，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带动社会投入的作用。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研究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敢于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利益的局限，加强教育资源整合；改革教育评价标准，积极推行第三方评价，坚持教育质量要由人民说了算、社会说了算；坚持把高校招生计划与报考率、报到率、就业率挂钩，根据“三率”核定招生计划，引导学校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人民办教育。在扩大教育开放方面，要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借鉴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探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模式和机制，办好一批中外合作学校和合作办学项目。
第二，探索深化学校内部改革。学校要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深化改革，改进管理、提高质量、提升服务。一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当前，学校的行政化倾向还比较明显，带来了很多弊端。我们要立足于依法办学、自主管理，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现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依法治理，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办学主体，实现依法自主发展和自我监督。高等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近日下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坚持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保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促进科学发展。中小学要健全校长负责制，建立学校校务会议，完善民主决策程序。中等职业学校要完善校长负责制，建立有行业企业人员参加的学校管理理事会或董事会，形成校企合作决策机制。逐步克服学校行政化倾向，特别是高校要探索行政权、学术权相分离，让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能够真正独立发挥作用。二是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机制。坚持素质与能力的评价导向，重视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坚决纠正以分数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倾向。特别是现在高校教师的职称、工资甚至社会地位等主要是和发表论文挂钩，而和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实际作用挂钩不够。要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将自主创新、自主贡献、产学研合作和服务企业技术创新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评估指标，从写论文、评职称封闭循环向重市场、讲效益的开放循环转变。
第三，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机会均等，如果教育不公平，竞争的起点就不同，就难以保证机会均等。当然，绝对的教育公平目前是做不到的，但要保障基本公平和相对公平。比如义务教育，不仅要保证平等免费的入学机会，还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实现过程公平；非义务教育阶段，我们要给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选择机会，但要由个人承担部分教育成本。所以，我们现在先保障满足九年义务教育，逐步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免费，免费教育以后能不能全面普及到高中阶段，这要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进行调整和引导，用规则和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要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鼓励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参与学生资助，确保不使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要构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通过强校带弱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利用信息化手段等，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提升教育整体质量。要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在当前城乡人口流动、居住区域变动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保障孩子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能动摇，避免新的教育不公平。要充分考虑城镇化步伐加快的现实情况，按照“一基本两牵动”和推动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的要求，在城市建设、旧城改造中同步规划配套新建、改建或扩建中小学校；农村地区要结合人口和生源变动情况，在严格遵守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的前提下，统筹做好合点并校工作。要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落实跟进，同时根据我省实际实事求是推进改革，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格局，给学生更多选择机会，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
教育改革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力攻坚。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健全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更多的精力、更大的魄力支持教育改革发展。要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部门分工负责、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党和政府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教育改革创新，形成共推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动局面。对于调研座谈中大家提出的普通高中学费标准过低、职业教育的统筹管理和资源整合、高校党政领导班子及时换届、高校老校区置换等问题，组织、发改、人社、财政、编办等部门要认真研究，结合实际加以解决，省委督查室（常委办）要督促有关部门反馈落实情况。要通过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努力把教育工作搞得更好一些，为解决当前改革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为推动河南长远发展、实现战略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同志们，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克难攻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