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京现象”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冷静地想一想：改善的原因究竟何在，未来该如何做得更好？

我是2003年非典时期来到北京的。当时对北京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总愿意闯红灯，经常不排队，还侵犯他人的权利插队，在公共场所不顾周围的人大声说话、抢位子……我困惑不已，消化不了“北京现象”带来的“冲击”。

如今，我已经在北京呆了5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对“北京现象”的看法也在转变。对北京来说，城市正在走向秩序，市民正在走向规则。今天，无论是马路边规范行人的指挥人员，地铁、公交车里呼吁文明行为的广播，还是出租车内要求司机讲究卫生的文字，以及已经无处不在的英语标志，都是2003年我来北京时不存在的。随着“硬件”设施的完善，市民的行为、对社会秩序的认同也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

前几天，在王府井公交车站，30多个人特别有秩序地排队等车，非常配合交通指挥人员的工作。人们边看着“排队日”的宣传牌，边高兴地聊“排队的重要性”，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最大的变化，恐怕是餐厅服务员的服务。现在大部分北京的餐厅服务员都很热情，很好客，有时候还让人觉得服务过多，比日本还“厉害”。中国的变化是跨越性的。

虽然，“北京现象”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冷静地想一想：改善的原因究竟何在，未来该如何做得更好？

在日本，市民一般都自觉排队，也不闯红灯，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素质、国民性以及制度设计等有关。不过，人们的价值标准也许是关键因素。

在日本，有一句话叫“世间样(Sekensama)”，意思为“尊重的社会先生”，含义为“社会至上”。它要求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服从多数、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自律是市民对社会表达的最高“礼仪”。“世间样”面前人人平等，它保障人们获得安心和稳定的生活，人们不可以违背它的约束。这是铁规矩。

北京似乎至今与“世间样”无缘。这就产生一个模糊点，“一个人应该凭什么判断事物？”凭什么理由服从秩序？凭什么动力与他人协调？

日本人一般以“可否”，中国人则以“能否”判断事务。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无论路上有车还是没车，只要是红灯，日本人一般不过去。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红灯时不可以过马路。灯变绿后，才可以过马路。”中国人则一般不考虑可不可以过马路，只要觉得能过，在生命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就闯过去。

其实，政府能否办好奥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的“礼仪”水平，世界人民都在密切关注:北京人能热情而有秩序地观看比赛吗，能与外国人和谐相处，不起冲突吗，能不随便扔东西、不随地吐痰吗。

从长远看，公民的文化水平与素质的提高要靠教育，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依靠“良性正常的教育”从根本上做出改进并不现实。“奥运秩序”恐怕只好靠政府“强势的公共政策”加以提升。其实，这也是让市民增强理性和提升礼仪的一条途径。（加藤嘉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