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根据组织安排，年方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6月，在填写该校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这样写道：“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一生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这个中肯的评价，在邓小平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证。然而，这个自我评价和其它一些评价，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自我评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党内外评价相比，鲜为人知。

邓小平对宣传工作驾轻就熟

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已经显露出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

在中央苏区时，他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3年因遭受错误路线的打击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时，又重操“油印博士”的旧业，主编起《红星》报来。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从宣传部门开始的，即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后，由于出色的工作，一直升至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

进城以后，邓小平的职务变了，工作内容变了，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强了。比如，1951年1月他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我们不宣传，敌人就要宣传”。再比如，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全面整顿时，针对“四人帮”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乌烟瘴气，他解放了党内一些受迫害的“笔杆子”，在思想理论方面组织撰写文件和文章，配合各个领域的整顿。当时形成了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从而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思想舆论基础。

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受到毛泽东的倚重

最能体现邓小平组织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23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坚守岗位，作会议记录，安排会务等，工作非常干练。因此，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本人还是很看重这个经历的，晚年时多次提到。

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他负责毛泽东行军打仗期间的日常安排。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当了党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我先后当过三次。”“长征过程中，张闻天和我总是同毛主席共住一间屋。房子有时是地主的，富丽堂皇，有时就是一间草棚。所以那一段时期，毛主席的指挥、决策，我是清楚的。”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的，这次会议还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组织能力是非常赞赏的。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这样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