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以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式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的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注重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共识，落实领导责任，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人民日报社论让改革旗帜在中国道路上飘扬

人民日报11月13日社论：让改革旗帜在中国道路上飘扬

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在万众瞩目与期盼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中国的改革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会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方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确立这个总目标，深刻表明了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既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将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一鲜明思路，体现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也契合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改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具体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我们必将能够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目标完成之日，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时。到那个时候，中国的面貌必将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进行的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3、人民日报评论员：难走的路是上坡路—— 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之一

“中国再次进入了‘三中全会时间’”。此时此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世界的目光、13亿人的关注，纷纷聚焦于这次“值得期待的关键性会议”。无数的人们禁不住畅想：在改革之路上行进了35年的中国，将如何开启新的进发？创造了发展奇迹的中国人，又将再续怎样的光荣与梦想？

35年前的那个岁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带着对“开除球籍”的忧思，怀着对“中兴伟业”的热望，我们党毅然推开了改革开放之门，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自此激荡神州，一个国家的命运由此深刻改写。35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9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多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愿景化为了现实，多少普通人赢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一切，连国际观察家们也不免慨叹，“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和适应，也很少有民族有它这样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

今天的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开放将中国推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耀眼光环下，我们深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何等艰难，深知“攻坚期和深水区”何其纷繁复杂。

中国经济巨轮如何摆脱粗放投入的动力依赖，换装创新驱动的新引擎？政府部门怎样突破利益藩篱、剥离权力依恋，让“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激发更蓬勃的经济内生动力？社会建设何以顺应民生新期盼，在公平正义的平台上，生长更澎湃的社会创造活力？执政党如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实现治国理政能力的新提升？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在一个急剧转型、矛盾叠加的社会，在一个日新月异、激烈竞争的世界，我们迈向巅峰的每一步，都是一次背负风险乃至危机的艰险攀爬。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处在发展关键节点的中国，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只有迎难而上、勇攀高峰，才能柳暗花明、风光无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发展的新起点，改革的新课题，社会的新期待，要求我们更加焕发改革的决心与勇气，永不放松那么一股子劲；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下好改革一盘棋；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回首35年改革历程，无论是在春寒料峭中推广联产承包，还是深圳特区奋力“杀出一条血路”，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曲折的形成与完善过程，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中国震撼世界的每一次前行，无不得益于攻坚克难，无不功成于化危为机。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在改革新征程上彰显勇毅之气、积聚笃行之功，同心协力、锲而不舍地前进，我们就一定能跑好现代化“接力赛”中属于自己的这一棒，为中国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原标题：人民日报评论员：难走的路是上坡路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

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那么一股子劲不能松——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之二

有两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今天中国的改革，一个是攻坚期，一个是深水区。前者意味着一个“难”字，后者代表着一个“险”字。方此之时，人民最期待的是什么？改革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指明了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也道出了义无反顾的担当勇气，警醒我们在这样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以何种精神状态推动改革，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35年改革开放，影响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不仅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度，也让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复兴梦想。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警惕“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风险。放眼全球，一些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殷鉴不远，断言中国短暂“柯立芝繁荣”的声音时有耳闻；即便在国内，也有人担心我们丧失了改革勇气，甚至患上了“改革疲劳症”。对这些悲观论调，不必过分上心，但不可掉以轻心。

今天的改革再次到了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反腐制度强化……这些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提醒我们发展还没到开香槟的时候；另一方面，改革本身也面临着“期望值上升的革命”，除了物质利益，人们对公平诉求更加强烈。如何闯关夺隘，更好地回应人民诉求，关系到改革的号召力，也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先易后难，更要攻坚克难，惟其如此，才能战胜风险挑战、跟上人民期待。

毋庸讳言，与过去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很难让所有人兴奋。无论简政放权，还是调节收入，改革都不可避免会触碰一些固有利益，甚至遭遇某种“利益矩阵”。换句话说，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自己的利，不是每个部门都愿改，也不是每个群体都想改。那种“会有风险”的说辞，“再等一等”的要求，莫不因此而生。“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然而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创造过去的奇迹，靠的是改革，解决今天的问题，也唯有深化改革。倘若没有那么一股劲，不敢、不想、不愿触碰矛盾问题，不但改革无法深入推进，发展也很难乘势而上。

“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回首35年历程，中国的改革何时轻松过？哪个改革不是迎难而上？当小岗村农民签下“生死契约”，当市场经济改革顶着“姓社姓资”压力,这些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当初是何等艰难，背后又是何种勇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没有一种战略眼光，没有一种使命意识，没有一种英雄气概，昨天的改革不会为今天奠基，今天的改革也难以为明天铺路。

与过去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摸着石头”搞改革，是因为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看清看透，而今天亟待推进的多项改革，我们党对其目标和路径都已明确。在这个时候，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这样的信念，就能从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着眼，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出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什么叫政治勇气？这就叫政治勇气；什么是政治智慧？这就是政治智慧。

“夫战，勇气也”。在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历史的机遇不可丧失，人民的期待不能辜负。提着那么一口气，鼓着那么一股子劲，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动摇，我们定能开辟改革新境界，抵达发展新高度。（人民日报评论员）

5、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下好改革一盘棋——三论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走过35年历程的改革大业，今天该如何得之全盘、谋之长远？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为改革勾画新的蓝图，这些天来，对中国未来的期待，点燃了全社会的热情。从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从行政体制改革到金融体制改革，人们的改革期待涉及各个领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再出发，必须树立“下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

时至今日，改革进入攻坚期，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多样；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问题、体制弊端，各个领域的改革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面对这种形势，推进改革不能囿于一隅、执于一端，不能只是“马走日，相走田，炮打一溜烟”。零敲碎打式的调整，往往事倍功半；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常常举步维艰。只有坚持全面改革，让各项改革综合配套、协同推进，才能在良性互动中形成整体合力。

事实上，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是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在认识层面，“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中央对全面改革的清晰认识。在实践层面，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反对“四风”加强执政党自我革新、金融体制改革驶入“快车道”，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有力证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下好改革一盘棋”的宏观视野。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展开，“容易改得都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解决的大多是涉及面广、配套性强、利益关系复杂的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前提，就业保障、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改革同样需要有序跟进；转变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业是关键，行政体制、金融体制、财税制度等改革也是重要支撑；驱除大气雾霾，治理污染企业是重点，但是空气污染变动不居，一个地方的努力需要其他地方的改革来配合，何尝不需要在区域协调上“走好全国一盘棋”？总之，越是改革形势错综复杂、利益格局盘根错节，越要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才能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最大能量释放制度红利。

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然而，全面改革不是一哄而上，协同推进也不是齐头并进。“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改革任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缺少重点、没有先后，改革岂不会乱了节奏、丢了章法？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改革要只争朝夕，更要胆大心细，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由重点领域改革的“一子落”，激发改革棋局的“全盘活”。

恩格斯说过，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下好改革一盘棋”，正是为了激发“总的合力”。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中国号巨轮必定能够涉险滩、越急流，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二、高职教育理论

1、努力培养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教育部召开职业教育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张婷)教育部8月27日在京召开职业教育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座谈会，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学习领会《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并讲话。

鲁昕高度肯定了职业教育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她说，从2010年至2012年，职业教育为第三产业输送了1640多万名应用技术和技能人才。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等服务行业一线新增人员，职业院校毕业生占七成以上。中职共有135个与服务业相关的专业，占总专业的42%;高职有443个相关专业，占38%。职业教育为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技能人才支撑。

鲁昕指出，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这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职业教育战线要深刻认识现代职业教育内涵，科学定位职业院校办学方向，进一步提高行业指导能力，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鲁昕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围绕《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努力培养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技能人才。职业院校要着力做好六项重点任务：一是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二是调整专业布局结构，三是改革创新课程教材，四是着力提高教师素质，五是加强综合能力培养，六是注重开展继续教育。

座谈会上，《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执笔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夏杰做了关于现代服务业的辅导报告，相关行指委、企业及职业院校的代表做了发言。

2、鲁昕：当前是职业教育大发展的重要时刻

概要:近日，教育部在郑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座谈会，听取河南教育系统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网8月20日讯（记者闫景臻）近日，教育部在郑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座谈会，就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等有关问题，听取河南教育系统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会议上指出，当前是职业教育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我们必须建立起有别于传统职业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思想观念，把职业教育摆在与普通教育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没有职业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是不完全的体系，没有职业教育的教育不是现代化教育。

3、河南教育厅厅长朱清孟出席会议并汇报工作

职业教育应服务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大局，要调整教育结构，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撑，要转型发展为经济转型提供服务。要担负起为国家进行技术技能积累的历史使命，把我们国家建设成技术技能强国。要创新教育制度，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保障。职业教育应搭建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立交桥，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条战线，生产服务一线培养应用技术和技能型人才。

鲁昕强调，职业教育要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衔接是基础，职业院校应建立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大力培养应用技术和技能型人才。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职业教育都应培养应用技术和技能型人才。

鲁昕指出，河南省作为教育部现代职业教育的试验区，应该发挥好先行先试的功能，大胆探索，敢于创新。对于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发展职业教育尤为重要。河南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今后，河南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努力在中高职招生制度改革、应用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创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积极探索，为全国职教改革积累经验。

4、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器——职业教育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座谈会综述

纵观全球，服务业的增长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发展服务业。而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职业教育肩负着重要职责。教育部8月27日在京召开职业教育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座谈会，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学习领会《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努力培养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应用技术技能人才。来自教育部、交通部、行业指导委员会、企业和多所职业院校的代表，围绕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职业院校成为第三产业人才培养基地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职业教育对服务业的重大贡献。“30多年来，旅游职业教育为我国实现从旅游资源大国向旅游产业强国的跨越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其自身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历史飞跃。”国家旅游局人事司副司长余昌国说，“旅游服务类专业毕业生从2010年的37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17万人。大批职校生进入旅游行业，活跃在酒店、景区、旅游教育培训机构等各个领域，构成了我国旅游从业队伍的核心。”

说起职教的贡献，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李晓松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北京市汽车维修服务企业中，70%以上的管理及技术骨干是职校生;二是2009年，北京地铁四号线开通时，400个行车司机、100多个值班站长是从北京市交通职教集团培训上岗的。“可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北京交通行业的发展。”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代表们的发言。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等服务行业一线新增人员，职业院校毕业生占七成以上。从2010年到2012年，职业院校为第三产业输送了1640多万名应用技术和技能人才，已成为第三产业重要的人才基地。

现代服务业呼唤职业教育更快发展

代表们认为，服务业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同时，现代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就现实层面中如何大力发展现代职教体系，培养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人才问题，大家积极出谋划策。

与我国养老事业井喷式发展的需求相比，养老服务人才的供给可谓捉襟见肘。“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5年将突破3亿，我国养老护理员的潜在需求约1000万人。但目前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不到60所，年招生数仅约2500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院长邹文开呼吁，大幅扩大养老服务专业的招生规模。

安徽演艺集团总经理张居淮提出，职业教育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还需兼顾结构问题。“近年来，我们一直酝酿开拓市场。可一部好戏排出来，由于没有运营人才，死活推广不出去。追到根上，职业教育中表演技能型的专业设置过多，而群众文化、图书文博和文化营销等新专业设置不够。”

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表示，职业教育虽然为服务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今后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推动职业教育和服务产业的深度融合。

挑战之中藏机遇，职业院校大有可为

面对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新情况、新挑战，职业院校如何应对?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提出：“改变自己，服务经济发展。”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前身是上海化学工业学校，那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但随着上海产业转型升级，化工产业外迁，5年中全行业只需要59名学生。面对困境，学校抓住信息技术这个支柱产业，将原有操作工、监测工等专业升级为化学工艺、物流服务与管理以及商务助理等专业，为学校带来了生机。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则选择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该学院党委书记李怡民说：“集团搭建起人才培训师资、成员共享实训等五大合作平台，丰富的资源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现在，我们成为了北京交通综合运输体系中的生力军。”

积极应对，主动出击，方能获得发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发言中指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职责，今后一个时期，各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需要。”（本报记者张婷）

5、跨区域合作：职业教育的战略选择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创新模式

■邢晖

中国大区域性经济带和城市群经济区的快速形成，正在冲击着各级行政区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跨区域生产合作的集团化、区域化，赋予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新的特征。在此情况下，聚焦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模式，探索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体制与机制，推动跨区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对于提升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能力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方式变革，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笔者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规划课题《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模式研究》，课题组对我国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办学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跨区域合作办学的本质和多重价值

跨区域合作办学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流动。生态移民、就业移民带来教育移民、培训移民现象，使职业教育出现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东资西进”、“西生东输”、“以城带乡”、“经济圈联手”等，让资源的跨区域再配置引发关注。它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选择，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跨区域合作必然要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壁垒，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空间上的最佳组合。它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创新模式。多元化、跨区域职教集团、职教联盟、职教协作体，展现了外向性和内生性相结合的新型办学和发展模式。

跨区域合作具有多重价值。第一，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可以帮助克服区位不利条件，避免了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同质化，有利于实现差异化办学和可持续发展。西部初中毕业生到东部职业学校学习，满足了西部学生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需求，他们在东部就业，由农民变市民，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第二，有利于消减地区局限，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东西部跨区域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是实现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双向选择的有效途径。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扶贫教育，合作办学延伸了职教边界，促进了教育公平。第三，有利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区域职业院校间的校校合作，可以使其从扩张数量转为提高质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和就业，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会发生转变。第四，有利于促进区域融合和民族团结，推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跨区域合作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益，定点扶贫、对口援助、温暖工程、春蕾计划等公益性合作，也是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的重要目的和形式，合作改善了落后地区的面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实力。

跨区域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和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面广层多，合作形式多样。按合作范围分，可分为东中西部合作、省域内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合作和经济圈合作三种形式。

东中西部合作是东部、中部、西部省份之间，地市、县之间，中高职学校、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中介组织之间的合作，是跨区域合作的最主要形式。到2011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立了职业教育对口合作关系，近3000所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开展了办学合作，东西部、城乡每年联合招生30多万人。东中西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主要来自内外两方力量的推动，就外部而言，政治利益和经济规律成为推动中东西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两大推手；就内部而言，东部地区生源减少，资源配置相对较充裕，成为接受中西部职教生源的物质基础。

城乡统筹主要有省域内统筹和地市统筹（跨县）两大类，以政府主导的一体化或援助性合作为多，也有一些是学校之间的自主性合作。城乡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既为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又带动了山区职业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合作办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设施设备互通、教学资源互通、课程设置互通、扩大办学规模、人才师资互通。

经济圈合作办学模式是按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构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经济圈、经济开发区，分为跨省和省域内两类。与前两类合作办学形式相比，经济圈的合作实践还显得零散和表层，这与经济圈在我国发育期短、成熟度不高有关，与地方行政壁垒坚硬、跨区域统筹协调组织机构和政策缺乏等也有关。总体上看，经济圈职业教育的合作已从意向策划和研究论证阶段转向实际探索和活动操作层面。

跨区域合作在合作动力、目标、机制、内容、形式、结果等方面各具特色，合作的多样性是办学实践最主要的特点。按合作范围可分为跨境合作、东中西部合作、城乡合作、经济圈合作；按合作主体可分为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政—行—企—校—中介合作、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合作；按合作内容分为招生、就业、教学资源共享、研发；按驱动要素分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社会资本；按资源流向分为单向、双向、多向；按合作形式分为联合培养、共建、委托培养、异地建分校；按合作主体实力分为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弱弱联合；按合作程度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紧密型；按合作效果分为单赢、双赢、多赢。

跨区域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跨区域合作有很多优点，东西部合作已在多领域全方位展开，这是职业教育一次不可错失的发展机遇。但由于合作办学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大区域合作与服务当地的矛盾。一些西部职校学生通过合作办学到东部单位顶岗实习，之后留在东部工作生活，从解决就业来看有一定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部技能型青年人才的流失，不利于西部经济的转型发展。

二是跨省招生与地方经费投入的矛盾。随着劳动力流动加剧，异地就业成为常态，地方政府并不能从职业教育投入中获得短期明显利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认为职业教育投入是为他人做嫁衣。

三是利益主体的合作动机和价值取向未必一致。跨区域合作一般是基础性学习阶段在本校进行，实习实训阶段与其他省市或单位合作进行。职业院校与企业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组织，校企合作中的文化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这些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校企需求、效益意识、合作意识、管理意识、服务意识、市场意识等方面。

四是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的矛盾。目前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面临的是发展性人才短缺问题，而西部地区面临的是生存性短缺问题。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到底应该优先服务于东部发展性短缺，还是改变西部生存性短缺，是目前跨区域合作中的又一矛盾性问题。

五是开发与整合的各方面服务机制尚未健全，表现在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单一，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了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信息服务平台还有待建设与完善，“行政区划观念”、“人才流失观念”的观念壁垒急需冲破。

六是行政壁垒分割与开放劳动力市场的矛盾。跨区域合作目前还缺乏超越于区域政府之上的中央政府的制度支持，致使当前合作协调机制和组织形式都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状态。

调查表明，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作为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时下进展并不乐观，多数合作还是小规模、短期性、援助性的，合作双方的心态尚未完全摆正，外部和内部保障条件还不具备。

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需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区域利益—学校利益—学生利益几个层面的关系，需要处理好短期行为和长远效益的关系，需要处理好本土化发展和合作性发展的关系。在管理体制上，中央和省级层面要建立区域合作指导协调机构；针对现实难题，制定相应政策，如助学金发放和学籍管理实施属地化；建立合作办学专项资金，经费多方共担、财政补贴。此外，还要拓展和加深合作领域，不能仅限于招生合作，还要开拓就业合作、返乡建设合作，特别是教育教学领域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师资、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补。既要通过政府推动道义援助性的合作，也要通过市场完善“互利双赢”型的合作。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主任、职教研究中心主任）

6、基于产学研结合的高职教育办学模式探索

发布时间：2012年12月27日访问量：4591 信息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封面论文

丁金昌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办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以需求为导向对接区域产业设置专业、校政行企合作开放办学、培养体现高职类型和层次特征的特色人才、校企合作积极开展立地式研发和建立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保障机制等五方面提出相应的改革对策。

关键词：产学研结合高职教育办学模式开放办学

作者：丁金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

产学研结合对普通高校来说是一个老命题,而对我国高职院校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产学研结合通常是指高等院校、生产单位和科研机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过程，其根本意义在于高等学校的发展要面向市场、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主战场，是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内在要求。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通常是通过产学互动、校企合作的形式，把教育与科研、行业生产等活动有效联系起来，把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实际实践活动和教师参与企业问题研究等有机结合，有助于高等学校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发挥积极作用。产学研结合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高等学校自身的办学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办学过程中普遍存在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结合不紧密，办学目标定位不清，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对接不匹配，学校开放办学运行机制不顺等问题，这些已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大力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起点上，针对我国高职教育办学的现实困境，高职院校如何体现类型和层次特征，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改革，已经成为教育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本校产学研合作的办学实践，进行深入探索。

一、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办学时间不长，大多数高职院校是由中专“三改一补”而来，即脱胎于中专办学模式，基础较为薄弱，这些学校原有的办学条件是按中专或成人教育目标的要求配置的，当前在直接面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时，产学研结合表现出被动性，甚至不适应，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高职教育对产学研结合的认识含糊

从国家层面上分析，教育部最近十年对高职教育的定位表述不一，具体表现为：高教司[2000]2号文件《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把“产学研结合”作为高职高专教育的六条基本特征之一，明确产学研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2002年10月开始教育部连续三年召开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周济部长都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说明2005年之前国家层面对高职产学研结合工作的高度重视。2006年11月高教司[2006]16号文件《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表述中少了一个“研”字。教育部教职成[2011]12号文件《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又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必须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产学研”结合与“产学”结合虽然仅一字之差，其内涵是由本质区别的，“研”的任务是创新科技成果，包括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所遵循的是创造性思维活动规律，追求的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研究的主体是人，需要高校教师能从事科研及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科研的课题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需要高校教师深入实际，校企合作进行研发。如果高职院校去了“研”，其社会任务和运行程序是不同的，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教育部近十年对高职教育办学走什么道路摇摆不定，表明在国家层面上对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还有不同的认识。从企业层面分析，由于企业没有品尝到与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带来的好处,所以对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工作缺乏正确认识,把其视为企业额外的负担，多数企业甚至认为，与其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产品开发，还不如投入到扩大生产上，尤其对那些技术含量较高但开发周期长、有难度的项目，往往害怕承担风险，不敢投资，不与高职院校合作。从学校层面上分析，高职院校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思路不够开阔，当前仅把产学研结合只作为解决学生顶岗实习的一个途径，没有面向市场、面向区域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的需求，没有真正把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作为首要任务来考虑，没有正确处理好产与学、学与研、产与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产学研结合的路子越走越窄。

2、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不紧密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没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开发、社会服务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1）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单一

高职教育对于社会的任务和作用，归根到底其根本职能是为社会开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高职教育的规模和水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均衡性，这就决定与之密切相关的高职教育发展同样具有非均衡性。教育部2006[16]号文件明确规定，高职教育以培养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当前全国仍采取单一的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显然与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现实相背离，与不同区域对人才需求的要求不一样相违背。高职教育到底是以培养技术型应用性人才为主,还是以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为主,对这一人才培养定位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否则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将无所适从,高职教育也将迷失发展的方向。当前全国高职教育按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多数高职院校过度削减甚至取消必要的理论课程,片面强化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办学层次向中职教育下移,导致学生实际应用能力降低。这样任其发展,高职院校与中职、技校甚至培训机构无异，只重视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将会严重削弱高职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竞争力，也将失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独特优势。

（2）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缺乏市场的导向性

专业是高职教育办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当前高职院校对专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不够，没有认真分析区域产业背景、行业格局、企业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跟风设置所谓的热门专业，与区域社会接轨不密切，其结果是大量相同或相似专业的重复设置，优质资源分散，专业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区域性和行业性的高职院校区分度不明显，一些投入成本低、针对性不高的专业，各个高职院校都有设置。例如全国高职院校中重复设置数较高的前几个专业是会计、电子商务、商务英语、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技术等，麦可思调查研究已经显示，这些专业已经被列为红牌或黄牌专业，即薪资较低，失业量大，就业率持续走低。而高职院校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特色专业明显不足，这也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根源之一。

（3）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自身优势不明显

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类型特征和层次特色不鲜明，一种倾向是许多高职院校的校园形态与普通高校相似，校园形态以教室为主，教学形式以课堂学习为主，教室的功能主要是传授知识，重知识传授，这显然与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不吻合。另一种倾向是一些高职院校片面强化学生简单技能的训练，采用“2+1”办学模式，一年时间的“放羊式”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把学生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简单技能的重复顶岗训练，导致高职学生的知识积累过于简单化，思维和逻辑训练严重不足，缺少创新精神，显然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不相符合，培养的目标定位下移，导致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没有层次特征，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没有优势，同样制约了产学研结合的发展。

（4）高职院校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够

当前高职院校突出表现在为带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的作用不大，首先表现在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不强，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为企业做出贡献不大，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的作用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其次是具备较高理论知识，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参与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教师很少,这是制约高职院校推进校企合作的关键因素。还有是具有生产性和新技术研发功能的设备不足,为区域企业培训员工作用不大，这些因素都导致高职院校不能吸引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影响产学研结合的顺利开展。

3、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

当前区域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和高职院校的自我调试机制都不健全，企业参与对接的积极性不高，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不足，致使校企双方无法深度合作，实现良性循环互动。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大多数流于形式，校企合作, 缺乏育人功能，合作机制不健全、不稳固、随意性强，合作开发课程、指导顶岗实习等作用很弱，即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尚未形成。

二、我国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办学模式改革的对策

产学研相结合在本质上存在必然联系，产离不开掌握知识的专门人才与科技；研同样依存于掌握知识的专门人才，其课题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学必须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必须重视最新的研究成果。即产、学、研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产学研又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活动，各有自己的目标和任务，企业产学研结合的立足点是生产，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研发工作和人员培训；科研机构产学研的立足点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以及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的立足点是育人，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受市场欢迎的应用型人才，以及科技创新和师资水平的提高。三者的立足点不同，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是必然的，只有我们重视客观存在的矛盾，遵循各自的运行规律和活动过程，才能正确处理和解决三者之间的矛盾。针对当前我国高职教育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改革对策。

1、以需求为导向对接区域产业设置专业

高职院校往往都是地方性高校，其显著的特征是对区域市场的适应性，要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办学宗旨。由于高职院校多数是由地方政府主办的，为了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必须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其次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技能型等应用性人才，这类人才必须与区域的人才市场对接。所以高职院校要主动行动，以需求导向,优化专业结构。专业结构优化的依据是区域产业的需求性，随着区域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就业市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就业岗位随之缩减乃至消失，一些新的就业岗位随之产生，一些岗位对员工的要求有所提高等。要实现专业结构优化，必须做好区域产业的调研和预测，通过市场调查明确高职教育定位，使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步，在变动中升级，培养区域产业不可替代性专业人才。例如温州是中国鞋都，温职院设有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温州是中国电器之都，温职院设有电机与电器专业等，2008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泵阀、汽摩配、电气、皮革等十大行业，随着温州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温职院在原有鞋的设计和工艺、电机与电气等专业的基础上，又举办了阀门设计与制造、汽摩配制造和汽车电子等专业，这些专业得到了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再例如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模具分为压铸模具、锻造成形模具、塑料成型模具、冲压模具等，温州产业需要塑料成型模具和冲压模具，温职院就以这二种模具的设计与制造作为专业方向。

2、校政行企合作开放办学

产学研结合对于高职教育来说，意味着从封闭转向开放，积极主动地融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紧扣市场发展步伐。开放办学的培养目标是应用性专门人才，能将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理论不再是空中楼阁，实践也不是盲目的实践，而是有指导有方向有目的的实践。开放办学有利于整合社会的优势资源，缩短学校与社会需求的差距;有利于学生充分接触社会，提高就业竞争力；有利于拓展教育空间，扩大学校知名度。因此要求高职教育办学要面向区域经济、面向行业企业，在办学上必须打破原有封闭式的模式，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校政合作、校行合作、校企合作，实现高职教育“三个合作”办学。高职教育要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积极吸纳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了解行业企业的需求，实现产业、行业、企业三要素的高度融入，力争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学校主体、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机制，形成“校政行企”四方互惠联动机制，促进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高职教育要实现产学研结合，必须走开放办学之路，主动与区域政府合作，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由于区域政府是校政合作的推手，政府的制度供给是构建校政合作的关键因素，高职院校要发挥区域政府的政策调控与资源配置的作用，促使政府搭台，出政策、出经费。同时，校政合作可以有效提高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多重功能，让政府感受到高职教育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达到政府与学校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目的。例如温职院2007年示范建设以来，学校与政府良性互动，温州市政府对学院的经费投入逐年加大，2008年生均拨款经费达到浙江省本科水平，各项配套经费全额到位。又例如温职院与温州市旅游局合作共建温州酒店管理学院，该学院按照五星级标准，培养高星级酒店基层管理人才和高级服务员，温州市旅游局每年补贴100万，学院按照培养目标定位，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酒店技能类课程、语言交流沟通类课程、管理类课程各占三分之一，并加强了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高职教育要实现产学研结合，必须走开放办学之路，积极与区域行业协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牵线作用。行业协会可以帮助学校推荐合作企业、组织毕业生招聘会、共建技术研发平台、指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等。例如温职院与温州市服装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温州服装学院，该学院为温州市服装行业培养服装样版师和设计师助理,并提供服装技术服务。温职院33个专业与温州市33个行业协会开展合作，系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在行业协会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成为行业专家，确立学院在温州市行业协会中的引导地位，使学院办学充分体现相关行业的需求与意志。

高职教育要实现产学研结合，必须走开放办学之路，积极与区域行业的主流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产学研一体化中心。高职院校与企业是产学研结合的主体，通过校企合作，高职院校可以更多地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使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与企业需求相一致，学生可以在实践环节上得到真实环境训练，不仅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还有利于高职院校与企业形成互动互利关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的目标。例如温职院与温州建达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内共建模具产学研一体化中心，校企双方优势互补，企业投入600万元建立模具生产车间，学院投入1500万元建立精密加工和研发中心，双方共建形成精密模具生产性实训、研发和加工中心，该中心除了为建达有限公司服务外，同时为温州市模具企业培养模具设计、装配专门人才，并提供模具技术服务。

3、培养体现高职类型和层次特征的特色人才

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上，是培养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专门应用性人才，即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不是一般的操作工，也不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者，应该是既能动手，又能动脑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从高职院校的内部运行来说，应该在类型上突出职业性特征，在层次上体现高等性特点，将职业性和高等性有机结合，具体落实在学生的培养、师资队伍的建设和资源的配置上，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形成以实践基地为主的校园形态

高职教育的根本目的使让人学会技能和本领，技能/技术型专门人才在教室里是教不出来的，以教室为主的校园形态适用于知识的传授，而不适应技能的训练，学会技能的实现基本路径是加强实践性教学，即必须在实践基地里练出来。再者根据当前高职学生的生源特点，学生不适合长时间在教室里传授知识，专业课最合适的教学模式是“教、学、做”一体化，所以传统的教室形态不适应高职专业教育，需要一些既具有教室功能，又具有实训室功能的场所。现代高职教育要求融入企业文化，对接区域产业，将理论知识学习、职业技能训练、实际工作经历三者结合起来，要有真实的工作环境体验和融入，所以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基地，即“教学工厂”。根据高职专业课的实践教学时数要超过50%的要求，“教学工厂”的面积理应大于教室面积，高职院校的校园形态应该有别于一般的普通高校，它是以“教学工厂”为主，这样的校园形态才能符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需要。例如，温职院2001年已经建成以教室为主的新校园，为了适应现代高职教育理念的需要，学院2006年开始从改变校园形态入手，按“教学工厂”的理念设计，对校内实践教学基地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建，在全国率先发起“捣墙运动”，把传统的教室格局改建成了生产性实训基地，校内生产性实训工位数与传统教室坐位数之比达2∶1，真正实现了专业课实践性教学大于55%，校内生产性实训达到80%以上，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化教学，推进了高职教育“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的改革。

（2）形成体现核心能力的专业课程体系

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要摆脱与普通高校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设置，也要改变以单纯技能为本位的质量观。当前高职教育更倾向于专项能力、综合职业能力、智能型处理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发展，所以高职教育要建立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专业课程要根据行业岗位群需要的技术逻辑体系来科学设计，并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按岗位—能力—课程来设计专业课程，力求将专业理论与工程实际和职业岗位需求紧密结合，专业课程包括行业入门导论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行业入门导论课程要突出对学生行业基本职业能力的培养，强调实用性，要求学生要“会”。例如机械制造类专业中的金工和普通车工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是为学生核心工作岗位开设的，体现高职学生岗位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首先要对产业中岗位进行差异化分析，即此产业中哪些岗位适合高职学生就业，该岗位即为核心岗位，按照核心岗位分析需要的核心能力，再根据核心能力开设相应的核心课程，一般由4-6门课程组成，300-500学时，核心课程要求做“精”、做“强”，做出不可替代性。专业拓展课程是为学生今后发展岗位打基础的，只要求学生要“懂”，知方法、知怎么学即可。所以高职学生专业课程的要求是对行业基础课程要“会”，对专业核心课程要“精”，对专业拓展课程要“懂”。例如服装设计专业，设计师助理作为核心岗位，该岗位的核心能力为时装设计表达能力、服装造型设计能力和市场分析与产品企划能力，相应开设的核心课程为服装设计基础、女装设计、男装设计、礼服设计和成衣设计与制作等，课程前后次序是按照技能训练从单一到综合，能力培养从低到高进行安排。又例如数控技术专业，培养数控加工人才，其核心课程是数控机床的刀具、数控机床的夹具、数控加工的工艺编制、多轴联动机床的编程与操作和复合加工设备应用；培养数控维护技术人才，其核心课程是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数控机床的电气控制、数控机床的系统装调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和数控车床的故障诊断及维修。

（3）形成“三能型”的师资队伍

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一部分，高等教育除了承担人才培养外，还要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因此要求高校教师具有研究能力，但是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求不一样，可以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开发研究。高职教育主要为区域产业服务，因此重点在开发研究，即“立地式”研究，要求高职教师具有开发研究能力。我们认为当前对高职教师仅提“双师素质”的要求是不够的，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高职教师必须从“双师型”走向“三能型”。高职“三能型”教师指教师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能胜任理论教学；要提高动手能力，能指导学生实训、实践；还要求教师参与企业相关研发工作，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难题，开展应用性研发。只有这样，高职教师才有能力培养高职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专业应用能力，才能够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才能起着校企合作的桥梁作用。针对当前高职教师队伍的薄弱点，从高职院校层面上培养“三能型”教师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建立高职教师定期下企业锻炼制度。在我国以学校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模式以及教师的引进机制，决定了高职教育大量的教师是“从校门到校门”，呈现出高学历、低技能、低应用能力的现状，这是当前高职师资队伍存在最为突出的问题。高职院校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校企合作，在企业建立一批专业教师实践基地，加强教师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努力提高教师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师通过下企业参与企业生产实践活动来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与执教水平，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和技术应用、生产技术革新、成果咨询等一系列活动，教师可以把在企业学到的东西引入课堂，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使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主动接轨区域产业，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二是要求教师担任指导学生毕业设计任务。毕业设计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教学过程的最后阶段，是学生实现从学校学习到岗位工作的过渡环节。从知识角度考虑，通过毕业设计，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起着巩固、扩大、加深已有知识的重要作用。从能力角度考虑，通过毕业设计，可以培养学生的开发和设计能力，是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从素质角度考虑，通过毕业设计，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促进学生建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但是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毕业设计是“放羊式”的，指导教师的实践能力弱与投入精力不足。针对学生毕业设计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高职院校应该将“三能型”教师培养与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专业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学校要为专业教师建立专业工作室，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同时明确教师带学生毕业设计的任务，这样可以迫使高职教师重视自身综合实践能力的提高，即以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为载体，提高高职教师的综合应用能力，同时通过“三能型”教师的培养，又可以提高高职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学生进入教师的研发工作室，让学生有开阔面向产业发展的长远眼光，在参与研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创新的思维和研究的方法。三是要加大“三能”教师的引进力度。当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教师总量不足，尤其是“三能”教师数量更少，为提升学院师资质量，必须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在德国、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大多数职业教育教师都是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在工作若干年后通过大学职业师范专业的学习,转而成为职业学校的教师,既重视学历，又重视实际操作技能和工作经历，这就保证了职教师资有很强的实践经验。我国高职院校同样要通过积极招聘有实践经验的高职教师，高职院校只要通过多渠道引进“三能”教师，才能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4、校企合作积极开展立地式研发

根据高职院校要主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要求教师积极开展研发服务，即主动开展技术开发、产品开发、成果转化、项目策划等 “立地式”研发服务。“立地式”研发要做到二个“立足”，一是立足区域，为区域经济服务，满足区域的技术创新、技术开发需求；二是立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服务,坚持为区域行业企业解决实际难题。高职院校要主动建立开发研究机构，发挥研发平台负责人的带头作用，和研发团队的互助作用，到企业去、到车间去、到生产一线去，主动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高职院校要做到二个立足，必须出台鼓励教师从事“立地式”研发服务的政策，提供必要的研发条件，调动教师研发工作的积极性。例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建立研发机构时，政策上给予保障，引导教师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规定平台负责人在政治上享受副处级待遇，每年津贴1.5万、办公费1万，以及必要的硬件设备，同时要求研发机构负责人每年至少承担科技服务到款额10万元，指导毕业生综合实践10人等任务。在学院政策的鼓励下，全院争取到省、市级研发平台4个，即浙江省轻工机械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温州市服装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温州市材料成型工艺与模具技术重点实验室、温州家具工程技术服务中心。以及学院成立了智能电器研发中心、应用电子技术研发中心、软件应用技术研发与服务中心、机电产品研发与制造技术服务中心、服装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制鞋研发中心等31个院级研发服务平台，有力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为区域产业升级服务。

5、建立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保障机制

加强产学研结合，高职院校与企业能否长期合作,取决于能否寻找与把握到双方利益平衡点，高职院校在现有政府的产学研鼓励政策下，积极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校企通过建立合作组织机构，健全和完善运行管理制度，明确校企双方合作期间的责权利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明确企业在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的教学功能，通过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规范各自的职责。高职院校要发挥自身优势，在实现各自目的的基础上，主动让“利”给合作企业，通过人、财、物的市场化运行与管理，校企双方产权明晰、职责明确、制度保障，充分调动企业参与高职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运行模式按市场化机制进行，一般是企业负责产品生产、经营、维护，企业提供实训材料，负担实训成本，负责指导学生生产性实训任务。例如利用学院自身优势吸引企业入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学院提供高端生产性设备和“厂房式”场地，企业可以在校内设立职工培养培训基地、技术研发中心等；通过互补优质资源，校企共引共享行业高级技术人才，共同开展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等；通过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学校引入企业文化和标准，同时把高职校园文化融入到企业中，形成文化融合的交流沟通机制。

高职院校校内同样要探索管理机制的改革，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学院层面的主要职责是把握办学方向、改革管理机制、制订发展规划等，学院职能部门“以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主要是政策、信息服务，协调、保障服务等。为调动系部开展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高职院校要推行院系二级管理，要在经济政策和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财务“一级核算、二级管理”的制度。在分配制度上，必须贯彻“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和“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原则，强化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破除津贴大锅饭的方式，实施对岗不对人的分配制度。例如当前高职院校教师下企业锻炼这项工作还不够令人满意，教师下企业积极性不高，目标不明确，存在为了下企业而下企业现象等，高职院校应该将教师下企业锻炼作为培养“三能型”教师的重要路径，在政策导向、机制激励、任务明确、过程监控、全面评价、交流提高等方面作出相关硬性规定，例如把高职教师下企业锻炼与晋升职称挂钩，要求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至少下企业锻炼6个月，教师下企业锻炼须填写《任务书审批表》、《周工作安排表》和《工作日志》等，要求教师在亲身体会企业真实需求的基础上，解决目前高职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为保证教师下企业锻炼的实效，需要建立教师下企业锻炼的保障机制和相关监控措施，例如教师脱产锻炼按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给予校内津贴，暑期下企业锻炼给予生活补贴，教师锻炼期间通过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等监控措施，确保教师下企业锻炼的质量。高职院校通过教师下企业锻炼，进一步打通校企产学研结合的通道，使高职教育更紧密地贴近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可以锻炼造就一支既有理论知识又具有专业实践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的教师队伍。

总之，高职教育产学研结合办学模式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系统工程，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前产学研结合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实践的艰巨性正在不断地显现出来，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注：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浙江高职制造类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设计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YD61YB）;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高职工科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项目编号11ZD030）的阶段性成果。

7、以终身教育理念推进高职办学改革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高等教育，具有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两大功能，是各行各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最佳选择，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实施终身教育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同时，高职教育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当前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主体，对打通和拓宽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发展通道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在强化职后教育、推进中高职衔接、促进技术技能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责。因此，高职院校要树立终身教育理念，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更好地服务终身教育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努力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发展。

进一步明确学校办学定位。由于办学的客观条件所限和主观认识偏差，近年来，高职院校主要还是着重于在校学生的培养，即技能人才的职前培养。许多高职院校对社会各类人员的职后培养培训还不是很重视，没有把职后的培养培训当作学校应该承担的职责。我国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且将越来越有赖于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强大支撑。高职院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做好外部对接和内部衔接，发挥高职教育的整体功能，拓展社会教育的渠道，增强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自觉性和能力，主动承担起社会各类人员的职后培养培训工作，实现技能人才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这不仅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院校提出的新要求。

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近年来，高职院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学生岗位技能得到扎实训练，毕业生就业率明显高于普通本科院校，并且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是，与高就业率形成较大反差的现实情况，即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不高，专业对口率、专业相关度、就业起薪、转岗率等指标都不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高职院校在办学实践中，对培养目标的认识存在偏差，过于急功近利、追求高就业率以及片面强调技能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弱化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突出了“职业”属性，但忽视了“高等”属性。高职院校不仅要强化学生技术技能培养，同时也要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终身发展。一方面，要注重就业导向与职业生涯发展导向相结合，在培养目标上更加强调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与迁移能力，满足个体发展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要完善高职教育作为一种“人”的教育的价值内涵，培养学生健康健全的人格，注重学生人文素质、职业素养和职业品格的培养，努力形成技能和素养一体化培养的格局。

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近年来，高职院校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高职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逐步摆脱“本科压缩饼干”的模式局限，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的办学特色更加突出，并为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发展时间比较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等原因，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高职院校有必要在现有发展基础上，深入学习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针对本国、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如在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趋势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专业体系，使高职专业更加贴近产业、贴近市场；进一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构建多元合作平台，通过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资源来构建与时俱进的学习环境；进一步做大做强优势或特色专业，提高专业办学层次和质量；确立知识、能力和素质相结合的课程开发导向，让学生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较强的职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为后续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强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等。

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大部分高职院校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并结合实际，创新性地提出“校企合作、产学结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订单式”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终身教育理念下，上述人才培养模式显然还难以满足个体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学习需求，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企业员工或社会人员的学习。高职院校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的职后发展特点和需求结合到人才培养过程，加强专业思维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关键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改革传统的学业评价方法，创新发展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第三方社会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方式，使考核评价真正成为促进学生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针对社会上不同人群、不同阶段的学习状况，实施学历提升、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等不同的人才培养培训模式，促进学员按照自己的兴趣志向和社会需要，朝着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

进一步加强教学团队建设。近年来，高职院校注重教师队伍的“双师”结构，加强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积极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同时聘请一些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逐步形成了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但是，总体而言，高职院校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与高职教育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因此，高职院校要从适应终身教育发展、适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出发，进一步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根据不同类型教学团队的特征和建设要求，加强团队管理，改进团队建设支持系统，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强化专业带头人的引进和培养；加强教师定期下行业企业实践锻炼，引导教师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并积极开展应用研究，为企业和社区服务；重视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教学能力，有效提升教学团队整体水平。

【作者：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振洪】

（http://www.zjjyb.cn/jyb/yaowen/2799.html）

8、马树超：2013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18个看点

报告看点包括记分卡概念；高职毕业生后续发展毕业三年后收入倍增；高职毕业生三年以后自主创业比例增长2倍以上；高职三年事实上“低进高出”，正能量持续提升；高职院校布局向县域腹地延伸；强调优化专业结构；校企合作育人逐步走向深化；质量保障机制强调多方参与；强调双师素质；国际合作办学拓展新领域；师范院校建设项目及基础能力建设项目惠及各类院校；经费投入力度开始加大；各省经费投入排序；学生负担问题要引起重视；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共建共享；在服务农业现代化中实现自身增值；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中提升能力。

“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2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4%，与2012届本科毕业生91.5%的就业率基本接近，2010年和2011年毕业半年后就业率分别为88.1%和89.6%。另外，初次就业率仅次于“985”院校。2012届高职毕业生中，有2.9%自主创业，64%的理工农医类高职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83%的高职毕业生表示对母校满意。2012届高职毕业生普遍认为在校期间自己的价值观得到明显提升，七成以上学生参加了社团活动。通过跟踪调查，高职毕业生毕业3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为5.3%，比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增加了2.3倍。

该报告主要分为学生成长成才、学校改革发展、政府项目引导、合作共赢发展、建议与期待五个部分。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科院和麦可思研究院组织专家团队共同完成。

9、李进：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更加关注学生成长成才

中国教育在线讯7月16日，“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在北京发布，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李进称，今年的报告我们更加突出了第三方的评价，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质量报告更加突出了三个关注，一个是更加关注学生的成长成才，在这个意义上，高职质量在于学生的发展。

“本年度报告更加关注与地方发展的合作共赢。在这个意义上，高职的质量在于服务区域，所以这个报告更加突出了高职教育的地域性和依存度的特征。另外，该报告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高职教育的质量在于责任保障。质量报告应该是一份责任报告，各方各具其位、各尽其职、共谋发展，高职教育的提升需要地方政府加快落实合路责任。”李进补充道。

10、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三十年回顾

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 2009-11-18 10:39 来源: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作者：和震

[摘要] 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恢复、发展、滑坡、重振四个阶段。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职业教育政策符合社会的要求，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取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转变，同时由于政策工具不充足、价值冲突、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对应等问题的存在，影响到政策实施的质量。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波澜起伏，通过快速发展，初步建立起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回顾三十年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对于深入认识中国要不要发展职业教育、中国需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教育、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历史回顾

（一）恢复阶段（1978-1984年）

文革期间，我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被破坏，其中，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倾向尤为明显。到1976年，中等职业学校主要由中专和技校构成，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含中师）共计3710所，在校生91万多人，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965年的52.6%降至6.1% ,高中阶段普职比为15.4∶1 . [1]因此，本阶段国家职业教育政策重点是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建立职业教育体系。

1 .确立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目标并初见成效。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由此，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到政策制订的日程上来。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以下简称《改革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职教育的倾斜政策。到1985年，高中阶段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农业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分别比1980年增长了26.4%、9.1%和4.8倍，总人数达到415.6万人。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5.9% ,比1980年提高了17.2个百分点。

2 .形成了多部门、多行业共办职业教育的途径与格局。《改革报告》提出，要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这项政策的一个明显效果在于，在促使中专、技校数量增长的同时，促成了一种新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由普通中学改办而成的职业高中。1983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途径，并提出对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教育每年追加一次补助。至此，我国形成了行业企业、劳动等部委、教育部门共同举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格局。

3.疏通办学主体渠道，允许社会力量办学。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报告》还强调“，集体和个人也可以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并在以后的政策中得以延续。这一突破对往后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阶段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奠定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成为我们今天职业教育取得成就的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把发展职业教育的任务主要赋予正规学校；对发展职业教育必需的外部制度的建构考虑不足；行业参与机制缺失；办学多头并缺乏统一协调；国家能力标准、统一职业资格制度与学历职业教育之间的匹配不完善；在薄弱高中基础上改建的职业高中低标准办学；等等。

（二）发展阶段（1985-1996年）

本阶段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实施，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出政府推动、外部驱动、规模发展迅速等特点。

1 .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确立。1985年《决定》发布，标志着包含职业教育在内的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思路已经初步形成。《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政策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明确要求各单位招工应优先录用职教毕业生的倾斜政策，并且确定了学校教育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的方针。《决定》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为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提供了政策基础。《决定》中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确定了基调。这一时阶段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99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为57 . 68%和56 . 77% ,达到了新时期的最高点。从1987-1992年，职业教育经费从0.603亿元上升到14.21亿元，年平均递增18.7% ,在全国地方教育事业费支出中的比重由3.05%提高到3.65% ;职业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从1.27亿元上升到736亿元。

2 .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和内涵发展并重。199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使全国中职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在扩大招生的同时，主要走内涵发展的路子。其中包括：（1）有计划地建设骨干校、示范校。从1991年起，推动建设一大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和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扩大对职业学校的投入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2）提出职业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要求制订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的任职条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待遇。沿着这一政策方向，1995年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的通知》，其中规定，职教师资班的学生可享受师范生待遇，免收学费，并实行专业奖学金制度，以保障职教师资队伍有稳定的来源。

此外，中职生继续教育通道宣告开通。1991年国家教委在《关于推荐应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荐报考的职业高中毕业生与普通高中会考合格的考生具有同样的资格和权利，录取时应同样对待。”这一政策打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鸿沟，意义重大。

3 .职业教育办学引入市场机制。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确定。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继续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今后职业学校要走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产教结合的路子。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即“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职业教育举办者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政策取向转变为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来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逐步在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就业、教学设施、专业设置和课程等方面逐渐减少政府的计划控制和支持。显然，全国开始了引入市场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探索。

4 .职业教育立法。1996年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政策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它确定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社会、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在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规定了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和进入条件等。虽然该法基本属于“宣言性”立法，但它基于新时期职业教育的经验，特别规定了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

[2]职业教育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标志着职业教育开始走上依法建设的轨道。简言之，从1985-1996年，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一个上升发展期。职普招生比例首次超过了一。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一局面的形成：（1）计划经济的惯性。由于实行统包统配，职教的出口稳定，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专学校、技工学校。（2）迅速发展的城市服务业客观上推动了按照市场需求、实行自主择业的职业高中的发展。（3）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如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建设国家级和省级的中等职业学校、鼓励普职沟通、优先对口就业、加强职教立法等，促成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以外部驱动为主带来的外延发展的繁荣暂时推迟了职业教育中潜在危机的显现。

（三）滑坡阶段（1997-2001年）

本阶段是职业教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场驱动机制的转型期，职业教育矛盾重重，中等职业教育出现困顿与危机。

自1997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招生的比例不断下降，招生数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下降，被认可度降低，中等职业教育处于一片悲观和迷茫氛围之中。

1.生源减少。进入“九五”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职业教育原有的计划培养模式的基础逐渐丧失。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转制及关停并转，使得中职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幅减少。中职毕业生就业困难所释放出的信息，开始对初中毕业生对职校的选择产生抑制效应。

2.自身改革滞后。职业教育计划培养的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培养模式却没有相应地转变。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与就业关联性不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也不强，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3.国家支持力度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家财政投入的减少，①中专和技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很多优惠政策被逐步取消，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学校招生靠国家计划、学生上学既转户口又拿人民助学金、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工作等。这样，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专学校毕业生逐步实现缴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政策效力显现，使占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总数1/3以上的中专学校失去了对初中毕业生低收费、包分配的巨大吸引力。

4.高校扩招。同期高校扩招带来了普通高中热。鄙薄职教“、抑职扬普”观念升温，普高在校生数1997年较1996年猛增14 %,中职生源数则相应锐减。

5.政策信息不确定。此时，宏观政策层面对是否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释放出不确定的信息。例如，教育部领导在1998年10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讲到：“到下世纪初，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从以数量发展为主转移到以巩固提高为主。”[3]翌年《决定》又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先是说“以巩固提高为主”，后又提出“大力发展高职”，措辞用语的变化，使得中等职业学校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另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的开始，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受到更多重视，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却没有被明显突出和强调，相反，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在政策的支持下，纷纷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

6.世界银行意见的干扰。1998年世界银行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中建议中国修改既有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占高中阶段60 %的政策，降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在未来20年里，把中学阶段的纯职业学校数量按照地方的条件进行缩减，逐渐以2年制中学后职业教育机构来取而代之。

[4]基于上述多种因素，从1997-200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从520.77万人减至397.63万人，中职与普高的招生比从62.15∶37.85降至41.58∶58.42 .为给“普高热”降温，1999年8月，教育部下发文件《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处理好普通高中的发展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系……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但它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重振阶段（2002-2008年）

本阶段在于重新认识职业教育，确立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重点不动摇，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1 .国务院召开三次职教会议。从2002-2005年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作出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国务院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4）、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三个会议文件的特点分别是：原则宣示、原则细化、确定发展目标、措施和投入。会议的高层级、高频度，是中国职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迫切心情。尤其是2005年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在内涵发展上，引入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提出了职业教育要适应人们终身学习需要、与劳动就业密切结合、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 .重振阶段的三个思路。总起来看，2002年以后职业教育的主要发展思路包括三方面：

一是增加职业教育的入学机会，扩大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在2005、2006、2007连续三年中职每年扩招100万名学生。目前，中职、高职的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数的一半，即“两个一半”的规模。

二是发展有质量的职业教育。一方面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加强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确保职教质量所需的硬件条件，实施了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另一方面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了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不仅要确保更多的人有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要确保提供达标的、有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

三是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高等教育贫困学生所占的比例，急需得到资助。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首次决定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建立贫困学生助学制度，成为政策亮点。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随后予以落实，要建立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学费减免制度、助学贷款或延期支付学费制度。

这样，经过1997-2002年的滑坡和此后的政策重构，职业教育走上了理念明确、支持系统逐渐成型的发展道路。

二、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取向演变

总的来看，30年的历程表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深受职业教育政策的影响。

（一）职教发展的动力转换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末期主要是由教育结构调整和经济驱动；在21世纪初期主要是由社会问题驱动。两个不同的阶段，实际上反映的是职业教育发展从“国家/政府”取向走向“以人为本”取向，更加注重人民的需求，突出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职教政策导向。同时也从单纯关注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转向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多种功能。政策决策者看到了职业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如2007年9月实施的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职学生资助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个资助政策，也是政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的体现。

（二）不断寻找和探索合理的办学机制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借助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来变革办学体制。政策制订者试图将职业教育定位在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上。从政府角度看，职业教育更加贴近市场，在运营中可以更多地采取市场机制的方式。由于多种原因，市场机制并没能解决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包括职业教育滑坡在内的诸多问题，反而引发了危机：[5]职业学校的经营能力有限，在没有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法支持职业教育实现自我持续发展；市场机制无法代替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高投入；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机制无法促成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有效联合；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教育公平等问题。因此，市场机制的政策取向并没有使职业教育机构摆脱困境。

因此，1997-2002年职业教育的滑坡，促成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该项政策继续强调要依靠企业、行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强化了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力求在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这一基调一直延续至今，取得的成效得到公认。

（三）不断提升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职业教育政策制订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表现，可以从对社会舆情的关注、对职教专业研究者的尊重即其对决策的参与、支持开展并依赖职业教育的相关调查、跨领域跨部门的会商机制等方面得到反映。以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学生资助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例：（1）2000年10月一份关于职校生求学难、业难、生存难的真实个案报告集，使中职教育转变成了多方牵挂的社会问题，又从社会问题走入了政策决策者的视野，转变成为政策问题。由此，局部性的中职贫困生资助政策开始出现。（2）国家职教管理部门为了获得准确的事实依据，于2006年组织了关于中职学生家庭经济、学习费用与职业生涯发展相关情况抽样调查，随机抽查了东、中、西部7个省份的包括中专、技校、职高和成人中专四种类型的中等职业学校，调查了2005年入学的近4万名在校生并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相关调查结果直接触发了2007年5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的出台。这个例子表明，职业教育政策制订从经验型、粗放型向科学化、民主化转向的趋势十分明显。

三、职业教育政策实施中存在的失效问题

政府反复申明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宣示的性质较浓，存在价值冲突、政策目标与手段不一致、政策工具不充足等问题，政策的部分失效现象频频出现，影响了政策实施的质量。

（一）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冲突

由于教育政策的制订都必然面对公平与效率、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等诸多矛盾，决策主体在政策制订过程也就存在着元价值、显价值和隐价值之间的冲突。

[6]发展职业教育无疑符合政府所遵循的最高价值观，属于元价值追求；显价值一般会体现元价值，如政府对职业教育表现出的非常重视态度；但隐价值则可能与元价值和显价值相悖，以潜在的、不易察觉的形式体现决策主体内心深处对在短期内达到政绩、经济利益和资金效率的最大化的追求。于是，职业教育受到两方面力量的挤压：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一项高成本、周期长的教育类型，且其教育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会倾向于其隐价值而不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升学率基本已经成为影响公众对政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和教育成败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职业教育显然与决策主体的隐价值相悖，其元价值、显价值在隐价值的冲击下则发生扭曲，暴露职业教育决策主体三重价值的冲突。2002-2008年，我国职教虽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2001-2006年的数据显示，对中职教育的财政拨款占全国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仍从8%下降到5.5% .因此，整个社会对发展职业教育重要性并没有形成共识，外部制度环境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制约依然很大。

（二）职业教育政策目标与手段的不一致

在政策制订层面出现目标与手段的不一致。如20世纪80年代创办职业高中的政策，目标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但实施过程中只是治表，如对薄弱高中改造，只是简单地将之更名为职业高中，造成职教社会地位低于普教的事实。又如20世纪90年代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本意是拉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但同时实行的“一主三不”，即“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与政策动机发生了抵触，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三）职业教育政策工具不充足

职业教育政策工具不充足，造成职教政策有效运行所需要的相关配套体制则不健全、不完善。（1）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难，统筹乏力；（2）资源难以整合，无法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以至未能形成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有效机制；（3）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就业制度等与职业教育的衔接与匹配困难重重；（4）政策实施的激励不足、执行力弱，尽管职业教育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着艰难的职业教育事业，但由于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欠账太多、人才缺乏、激励不足，造成一些职教政策执行力低、政策效果不理想。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青年专项“职业教育产教结合的促进机制与策略”（EJA050217）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种，增加中央在整个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委员会职业技术教育司.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简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51.

[2]李岚清.李岚清教育访谈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14.

[3]闻友信，杨金梅.职业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56.

[4]World Bank.Human Development Sector Unit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J].Strategic Goals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November 30,1999.37 - 41.

[5]覃壮才.市场化及其危机--- 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基本取向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3 ,（11）.

[6]张社字.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度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6 ,（32）.

该信息出自“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http://www.cva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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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年11月21日发布人：wlj 来源： 浏览次数：_showDynClicks("wbnews", 1511782094,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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