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要素投入驱动的快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迫切需要向数字化、绿色化等集约化方向迁移。然而，数字化与绿色化并非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数字化赋能绿色化的同时存在数字信息产业耗能增加的风险，绿色化牵引数字化的能力囿于传统产业绿色发展的意愿。只有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才能实现数字赋能背景下经济与环境互促共进的双赢，即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发展《“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系统评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绩效水平并探寻其提升路径，将是实现数字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与此同时，消费升级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信息技术与传统消费深度融合，催生出以信息产品和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信息消费新业态。得益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创建工作的有效开展，试点城市信息消费增长迅速、创新活跃、辐射广泛，在驱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不仅如此，信息消费因其内在的数字技术需求与数字化发展密切关联，又因内嵌了互联网消费模式从而有助于绿色化发展。那么，信息消费能否进一步牵引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其中的机制路径又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看，这些问题有待厘清。鉴于此，我们首先参考现有文献对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内涵界定与特征分析，以包含数字要素投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为全面清晰反映全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新的考察视角；其次，尝试从需求侧入手阐释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提升路径，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创建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信息消费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为推动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亦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概念框架和理论机制分析
（一）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概念框架
首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白皮书（2022年）》指出，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绿色化牵引数字化的双化协同为抓手，对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等领域进行数字化与绿色化升级，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可见，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其实质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包括数字化与绿色化两个方面。然而，数字化与绿色化既可能相互交融又可能相互牵制，两者的深度融合并不会自然发生，需要深刻把握两者概念的联系，主动推动协同发展。实际上，数字化发展是以数字技术嵌入生产流程为主的过程导向，绿色化发展是以低碳绿色增长为主的目标导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正是过程与目标融合的关键契机。我们由此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定义为数字赋能背景下经济与环境互促共进的双赢。
其次，数字化与绿色化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需要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寓于经济增长过程，体现出要素集约化的转型方向。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污染减排的相对贡献，即增长过程中要素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已经体现出绿色化发展的目标导向。不仅如此，若合理调整其指标体系，还可以适用于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评价，但是难点在于如何体现出数字化发展的过程导向。实际上，数字化的核心是数字技术在生产流程中的嵌入，这不仅体现为数字技术在生产流程中的直接运用，还伴随着企业数据要素化并进一步指导生产活动、提高经营效率的价值倍增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人才等实体生产要素以及生产经营数据等虚拟生产要素的投入，因此数字化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投入数字要素，并借助要素替代与赋能方式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
（二）理论机制分析
1.消费规模扩张视角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渠道
首先，信息消费能够推动消费规模扩张，促进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一方面，从创新动机看，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为了获取信息消费规模扩张的超额利润，相关企业将加强与数字信息产品相关的创新研发力度；信息消费还顺应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消费趋势，在逐渐扩大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差异化的新产品，以此构筑起坚固的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从创新能力看，根据“干中学”理论，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不仅能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还可以在充分利用现有技术的同时提高技术改进的可能性，所形成的“技术堆积”将加速企业内生性的技术变革。此外，更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摊薄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与成本，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综上，信息消费有效促进数字信息企业创新动机与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
其次，数字技术创新能够实现数字化赋能绿色化，最终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从我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于数量多、占比高、急需转型的传统行业而言，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其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原因。而在信息消费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信息企业在通过数字创新活动加快自身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技术在传统行业中的广泛应用作出贡献。具体地，信息消费伴随着信息网络的完善，可以促进数字技术与相关知识在各行业间的扩散；此外，数字技术在应用行业和场景方面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与通用性，意味着传统行业也能够利用溢出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建立数字化的生产过程，实现数字要素的深度嵌入并借此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降低生产能耗和资源损耗，提升区域绿色生产水平，最终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提升。然而，信息消费在推动数字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数字信息产业扩张，可能造成耗能与碳排放加剧，进而削弱协同绩效提升程度。特别是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与行政监督，地区电力系统以及各产业部门的低碳绿色投入相对不足，此时数字化引发的数字信息产业比重增加更可能造成能源消耗不降反升的回弹效应，甚至会抵消信息消费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提升作用。
基于此，信息消费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实现数字化赋能绿色化，从而间接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但也因数字化能源回弹效应差异而在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的地区间存在异质性。
2.消费结构升级视角下的就业结构升级渠道
信息消费通过促进就业结构升级直接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从消费升级的概念含义来看，信息消费契合消费层次从低端转向中高端的消费升级内涵。因此，伴随着信息消费，城市消费层次也相应地从生存型消费转向中高端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所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意味着市场对产品质量要求提高。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加剧企业在品质、性能、服务等方面的竞争程度，牵引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跨行业转移，促进人才向服务业以及高技术行业等中高端行业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就业结构升级。此外，从消费升级的驱动因素来看，信息消费模式内嵌的信息技术能够突破产品销售活动的时空限制，从而在扩大供给范围的同时使小众市场因消费者的增多而实现服务规模扩大，由此形成的“长尾效应”使得差异化、个性化生产收益高于规模生产收益成为可能。可见，信息消费能够更大程度地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能，最终在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极化趋势以及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综上，信息消费通过顺应以及强化消费升级趋势，促进中高端产业人才集聚进而加快城市就业结构升级。
当前，消费需求与生产过程加速融合，市场竞争的关键转变为如何满足顾客本身提出的个性化需求。及时获悉消费者偏好从而更好地配置生产要素已经是企业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企业有强烈动机通过数字化发展提高自身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在市场机制引发中高端产业人才集聚的同时，地区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平均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更为关键的是，消费结构升级所引发的要素流动与就业结构升级扩充了中高端产业的人才储备，为其借助数字化发展以实现供求信息精准匹配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撑。不仅如此，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的产业替代具有高端服务业占比增加的倾向，逐渐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城市经济也相应呈现出绿色化的转型趋势。由此可见，信息消费所引发的要素流动与就业结构升级也是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过程，进而直接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但是，信息消费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促进作用也受制于市场机制选择效应的强弱，当市场竞争程度不足时，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消费结构升级难以有效促进行业间的要素流动，从而最终无法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提升。
基于此，信息消费能够推动就业结构升级从而直接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但也因市场机制的选择效应程度差异而在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地区间存在异质性。
3.消费观念转变视角下的公众环境偏好渠道
首先，信息消费能够推动消费观念转变，提升公众环境偏好。从消费意愿角度看，环境认知是影响消费者绿色低碳消费意愿与行为偏好的关键因素。随着城市信息消费业务迅速扩张，移动通讯设备、智能终端等信息产品在居民中得以普及，有利于突破信息传播的时空隔阂，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知识获取途径，为公众搜寻环境信息提供便捷手段。最终，信息消费有效提升消费者对环境压力的认知水平，推动居民消费观念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从消费能力角度看，绿色产品获取门槛的降低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信息消费不断催生出诸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低碳绿色的消费业态，从而降低绿色低碳产品的获取难度，扩宽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消费方式的渠道，有利于提高绿色低碳产品在社会群体中的普及范围与接受程度，通过产品的“触达能力”增强用户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综上，信息消费借助提升居民环保认知和环保意识推动公众环境偏好的形成。
其次，公众环境偏好能够实现绿色化牵引数字化，最终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总的来看，公众环境偏好是企业环境表现提升的推动力。一方面，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公众环境偏好反映为公众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因此公众环境偏好促成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而降低传统企业的潜在利润，倒逼传统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引进环保设备等手段实现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绿色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存在创新初期资源匮乏、创新过程效率低下、创新末期营销困难等问题，需要借助数字化赋能从多层面共同推进。因此，在公众环境偏好等引发的环境治理压力下，传统企业的绿色化发展与转型需求也相应催生新的数字技术应用并加快数字化发展，最终实现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提升。但是，考虑到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传统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机会成本较大，因而当市场规模不足从而导致绿色化的投资回报偏低时，过高的成本负担将削弱传统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节能减排的意愿，从而减少绿色环境偏好对传统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牵引作用，最终也可能无法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
基于此，信息消费可以提升公众环境偏好实现绿色化牵引数字化，从而改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但也因绿色化的投资回报水平差异而在市场规模不同的地区间存在异质性。
三、信息消费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影响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实证探究了信息消费对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显著促进数字化以及绿色化发展，进而有助于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同时，数字技术创新、就业结构升级以及公众环境偏好是信息消费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重要渠道。
此外，机制检验表明，在数字化赋能绿色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数字信息产业比重的增加。此时，数字化可能引发能源消费不降反升的回弹效应。特别是在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与行政监督，数字经济部门超前过度发展，造成更大程度的能源消费反弹态势，由此难以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我们以是否为环保重点城市作为环境规制强弱的衡量指标，将试点城市样本划分为强环境规制和弱环境规制两个子样本，然后均与作为对照组的非试点城市样本进行合并，得到估计结果可比的两组研究样本，重新进行分组的双重差分回归估计。研究发现，强环境规制地区信息消费系数显著为正，弱环境规制地区信息消费系数为负，数字化赋能绿色化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能源回弹效应。
与此同时，在消费结构升级牵引就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市场机制的选择效应是产业更迭、“优胜劣汰”的基础，特别是在强市场竞争的地区，市场机制能够发挥更为完善的筛选功能，最终通过根源性的结构调整促进地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提升。我们以基于樊纲等的研究方法测算的市级层面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按照样本期市场化指数均值的中位数将试点城市样本划分为强市场竞争与弱市场竞争两个子样本，然后均与作为对照组的非试点城市样本进行合并，得到估计结果可比的两组研究样本，重新进行分组的双重差分回归估计。研究发现，强市场竞争地区信息消费系数显著为正，弱市场竞争地区信息消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市场机制的选择效应在需求引致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加快信息消费是推动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关键。为此，我们以两批次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创建作为信息消费的事件冲击，利用2011—2019年全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信息消费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一、就全国城市层面而言，在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创建背景下，信息消费显著提升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此结论在工具变量法、两阶段DID等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二、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消费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就业结构升级以及公众环境偏好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消费仅在环境规制较强、市场竞争较强、市场规模较大的城市发挥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的促增效应。
（二）政策启示
1．加强城市信息消费配套激励政策，畅通需求牵引的技术创新、产业变革路径。一是积极探索信息产品创新活动与技术应用的配套产业政策，助力数字信息企业持续推进数字信息技术迭代升级，并为传统企业积极融入电子商务服务网络与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平台实现增效降耗提供必要的技术与融资支持；二是加强信息消费市场环境建设，进一步放宽信息消费市场准入条件，更大程度发挥需求牵引的市场选择作用，推动劳动要素从高污染行业向高端服务业转移，积极吸纳扩充城市高技能人才资源，助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三是加大低碳绿色消费宣传力度，提倡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新型消费观念，以高质量需求引导企业关注全过程环境友好型的产品，促进数字信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实施差异化的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构建共建共享的数字信息产业低碳绿色发展机制。一是环境监管偏弱地区应当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的低碳绿色发展指引，推动环境政策与信息消费产业政策的组合实施，以政策压力倒逼数字信息产业吸纳周边地区绿色技术成果实现绿色化转型，着力破解数字技术部门能源消耗加剧的“锁定效应”。二是市场竞争不足地区需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中高端产业投资吸引力，最终通过产业转移中的技术贸易及其溢出效应推动地区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升级。三是消费规模较小的后发展地区需要推动辖区村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广大农村地区信息消费潜力，为辖区数字信息企业研发创新营造必要的市场空间。同时，积极争取财税政策支持，引导数字信息企业关注居民低碳绿色消费需求，借助自身数字信息技术优势探索低碳绿色的数字技术，实现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
（原文刊发于《经济评论》2024年第5期，第108—124页。作者分别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